从50年代起,“关于书的书”开始形成系列和规模的出版,此处“关于书”的概念,不是通常意义的读书,多数情形它是偏向书的外在形式而非书的内容,
史料呼应配套的是关于明清二代公私藏书的书籍的连续性出版,这其中包括藏书书目,题跋,藏书家等,最要紧的是《书林清话》,《藏书纪事诗》这两本新版旧书。至此,自明朝以来的关于书的出版物的大轮廓就基本完足了,主线条就基本清晰了。
在大的系列大的策划占主流的时代,终于还是有个人藏书记一类的书出现了,最具启蒙意义的当推唐?先生的《书话》(1962年,北京出版社初版),这本书有两个意义:一,提升了民国出版物的版本地位(叶圣陶说“古书讲究版本,你(唐?)现在谈新书的版本,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很有意思”),将版本学的下限拉近了一百余年。二,敢于谈个人藏书趣味。《书话》的影响,至今犹存;《书话》的地位,至今巩固。几十年后,还有专家不断遗憾唐?的书话作品写少了。五六十年代,零星的私人谈藏书谈版本的尚有郑振铎,阿英,周熙良,赵家璧等人,除了阿英的《小说闲谈》,郑振铎的《西谛书目》成书外,其余的只是散见于报章杂志,成为了报纸副刊的点缀品,这不能不归因当时社会阅读的局限。《小说闲谈》有一,二,三,四谈,“一谈”出版于30年代,50年代再版时删掉了几篇“有碍的不适宜的”。
捱过了全民书荒的十多个年头,读者盼来了书的盛世,“书之书”也随之迎来一波一波的浪潮。最先带给人们惊喜的是唐?的《晦庵书话》(1980年,三联书店初版),此书首印四万,二印一万一千(1983年),总计五万一千,是此类书中的最高印量。唐?不但开创了新的“书话”文体,而且界定了这种文体的“四点要素”。与《晦庵书话》同属一套丛书的还有郑振铎的《西谛书话》(从这两本书话书开始,冠以“书话”之名的书就大行其道了),孙犁的《书林秋草》,谢国桢的《江浙访书记》,黄裳的《榆下说书》等,这些书带给读书界一股清新之风,与以往完全不同的阅读感受,甚而打破了固化已久的对书的单一认知――谈到书,只能谈书本的教化意义,谈别的,就是“玩物丧志”。这套书除了题材与写法的突破,还使读者认知了几位本身是藏书家的作家,这其中,黄裳是最突出者,他的人生经历,他的观察力,他的版本知识,他的多方向的写作本领,他持久的写作历史,组成了“黄裳现象”与“黄裳之谜”。黄裳不会仅仅是“当代人物”,他会是“历史人物”的。于此,提一个有趣的题外话,黄裳60年前的作品《锦帆集》(1946年),薄薄一册86页,居然在孔夫子旧书网拍卖了1725元。能超过这个纪录的是郑振铎的线装本《西谛书目》(1961年),拍卖过六千元。顺便提到旧书的市场价位,要说明的是,除了学术知识层面的价值,书籍的经济价值被我们忽视的太久了,大可不必将二者截然对立起来,说到底,书籍的经济价值怎么也该算是促使人们有意识的保护与保存文化遗产的原动力之一罢。
在书话写作风向起起伏伏的二十多年里,姜德明先生也是一位绕不过去的存在,他是知名度极高的藏书家(自1980年至今,已出版谈书之专著三十余部),最难能可贵的是,姜德明一以贯之的写作题材与写作风格,决不随波逐流,一生只干一件事只努力干好一件事,需要绝强的我行我素的自我意识。把一件事当“事”做还是当“事业”做,最后的结果显而易见,从这个意义得出的结论,姜德明是唐?书话体的惟一承继者。当然还有为数不少的书话写作者,可惜不是资质不行(藏书质量),就是能力不成(写作,表述),还有就是不能持之以恒,与前面的几位大家无法相提并论。在十多年的文化大断层时期,香港却出了一位藏书家黄俊东和他的二本书,一本《书话集》(1973年),一本《猎书小记》(1979年),那是非常纯正的谈书,地道之书话。二书绝版已久,内地新版彻头彻尾地糟踏了原版书。台湾关于书的书品种很多,最能体现特色的是钟芳玲的《书店风景》,吴兴文的《藏书票世界》,这两本书丰富与拓展了关于书的专题。
被买书人誉为“儒商”、“书友”的古旧书业的老资格店员,他们中的有心人把经年累月过眼的书,事,人记下来,积累多了,出书的条件成熟,只待一个时机。琉璃厂旧书店的孙殿起老先生著录的《贩书偶记》,是卖书人买书人皆必备的案头书。雷梦水,这个名字,一时竟成了古书铺的活字典,他写的《书林枝叶》故事性强,作为书肆掌故多亲见亲闻,可惜的是雷梦水身后遗留的一批珍罕书肆资料失散了,能不能被收集者很好地利用,难说。杭州古旧书业的老营业员严宝善,历经三十余年,好事多磨,直到90年代终于出版了《贩书经眼录》,此书比《贩书偶记》多了一个卖点,即把卖出去的书是卖给谁了一一公之于众。书中记录的买书者有田涛先生,田涛是知名藏书家(他的早期名片直印“藏书家”),他写的《田说古籍》(1992年),采用“问答式”,形式新颖,市场理念突出,针对性强,很畅销的一本书,不少藏书爱好者是看了
《田说古籍》之后踏入藏书之路的。
90年代以来,丛书模式被大量用到“书之书”的出版上,规模最大功德也最大的当属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书趣文丛”(前后共出6辑60册),单是“书趣”二字即表明了该丛书的着眼点与旧理念的分手。这套书的另一功绩是挖出了像周越然,金性尧,谷林这样的老派作家。周越然的三本出版于40年代的讲书的书(《书书书》,《六十回忆》,《版本与书籍》)几乎就是1949年前惟一的动用随笔笔调谈私人藏书的书了,绝版半个世纪,这次重新整理出版,带有抢救性质。金性尧在1949年前写过大量公私藏书的文章,他写的《期刊过眼录》,几乎是仅有的谈旧杂志文献价值的文章。谷林的谈淘书谈读书的文字,其讲究其典雅的程度几乎达到了此类文章的极致。此处说到藏书又说到文字,还应该提到止庵先生,他的《说说书的样子》,《樗下说书》,《周作人与“书话”》诸篇,很是发了不少有见地的议论,其中不乏颠覆性的观念。
围绕书这个专题,本文提到了一些重要人物重要著作,但遗漏的比提到的要多得多,如张秀民与他的巨著《中国印刷史》,方厚枢与他的大著《中国出版史话》(此书2002年在日本出版日文版)等等。书,书,书,无疑是个可以反复说,也说不尽说不厌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