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加】卜正民著，张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27.00元
卜正民（Timothy Brook）被译为中文的
本来，《为权力祈祷》一书并不见得非要搭乘《纵乐的困惑》提供的这趟便车。后者最大和唯一的长处，也就是史景迁（JonathanD.Spence）称赞的那样，其中“充满了动感和细节。卜正民把明朝迷人和易变的世界镶嵌在一个清晰的概念和编年框架上，使每位专家以外的人都可以领会”。然而，这种“讲故事”的手法对所谓“早期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化所作的描绘，至多是一幅印象派作品，不可能像弗兰克（AndreGun鄄der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或彭慕兰的《大分流》等同类主题的作品那样，成为一时聚焦的对象。《为权力祈祷》一书很可能将在国内专业学者的圈子中赢得更多的认同。这当然不是因为它更为严格地遵循了学术著作的通行规范形式，而主要在于其不仅在发掘经验事实和资料方面颇有独到之处，并且其问题意识的出发点也是学者们既熟知又普遍关心的主题。
此书探讨的经验内容主要与佛教有关，但它甚少牵涉到宗教理论或者是信仰世界的内部系统，而是通常佛教史研究甚少涉及的佛教在现实世界中的实践问题，即佛教与日常社会生活过程相关联的那一片宽阔地带。因此，就其本质而言，此书当然是一项标准的社会史研究――无论把社会史视为一个领域还是一种路径。这就使得十分缺乏宗教知识而又往往对宗教领域望而生畏的读者，居然也能够相当顺畅地去阅读一本以佛教为主题的著作。另外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是，该书在原始资料的使用方面亦颇有可观。特别是在作为其主要资料的志书中，除了学界司空见惯的地方志外，还有相当一批与地方志相仿佛的志书即山志和寺志等。可以说，这样集中使用大量山寺志的情况，迄今为止在学界还甚为罕见。与此同时，该书的论述也初步表明这些山寺志确实具有不亚于地方志的价值。
卜正民的根本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去填补某块研究空白，他始终关注的主题乃是中国士绅社会。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士绅社会作为一个重要命题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卜正民就此命题所追随的方向，乃是以孔飞力（PhilipKuhn）为代表而提出的、至今仍然方兴未艾的地方精英研究――这种研究反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仲礼、萧公权、瞿同祖和何炳棣等旅美华裔学者在韦伯（MaxWeber）影响下所形成的“官僚研究范式”――把士绅作为社会化尤其是地方化的精英来把握。地方精英研究深入探讨了地方士绅行动和策略的复杂性，发掘出地方士绅与国家之间并非完全是一种统合关系，从而为认识中国社会复杂的权力结构和制度框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地方精英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卜正民应该算得上是得这股风气之先的实践者之一。1987年在加拿大班夫（Banff）举行的以“中国的地方精英和支配型式”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是地方精英研究在学界发生重要影响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而卜正民就是那次会议的正式代表，并且其当时提交的论文后来也成为了《为权力祈祷》一书中的部分内容。
卜正民的这本著作在西方学界并未引起多大的反响。究其原因，很可能与他把“公共领域”作为该书的基本分析概念有关。较早在中国研究中开始使用“公共领域”概念的是萧邦齐（KeithSchoppa），稍后，玛丽・兰金（MaryRankin）、罗威廉（WilliamT.Rowe）和斯特朗（DavidStrand）都在80年代推出了以之为核心概念的研究。虽然他们在具体意涵上的理解略有分歧，但是都明确地认为中国自明清以来在日常地方性事务之中出现了一个与欧洲经验相类似的“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处于对立状态，且权力格局朝着有利于地方精英自治的方向发展。从《为权力祈祷》一书可以看出，卜正民对此问题并无超越性的理解。他认为晚明士绅社会与欧洲批评性公共领域具有共同的意义。虽然他用“士绅社会”一词来取代“公共领域”，并把其范围放大到“既包括士绅的公益事业，又包括他们在国家监督之外所追求的社会文化活动”，然而他具体论述的范围仍然是一个特定事务领域即对佛教公共机构的参与。在他看来，尽管“从国家的彻底分离会使士绅无所适从”，可是国家与社会的紧张与分离依然贯穿了士绅社会的历史。
更加不巧的是，就在1993年卜正民出版此书前后，海外中国学界就中国研究中的“公共领域”问题展开了相当激烈的讨论。在许多批评者看来，无论使用“公共领域”的中国史研究者对之作出什么样的限定和修正，这个概念的核心都摆脱不了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基于欧洲经验的建构所产生的影响，而用之来解释中国历史也就难免带上目的论的色彩（参见邓正来、亚历山大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卜正民在《为权力祈祷》一书中对“公共领域”的使用，使他同样无法面对这样的批评。况且，在这场争论之后，“公共领域”模式在海外中国学中的影响迅速下降，这也难免使得《为权力祈祷》一书遭受池鱼之殃。
此书在中文语境下的出版似乎也要面对一个尴尬的时机。中国学界特别是史学界开始领略“公共领域”问题，大约是在上述那场争论达到高潮的时候。在此后将近十年的时间中，国内对此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不仅政治学、法学、哲学等许多学科的学者纷纷加入了介绍和探讨的行列，就连一些历史学者都围绕着这个概念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如果卜正民此书在那个时候被翻译过来，或许还能起到他山之石的作用。然而到2003年之后，国内对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热度也开始大幅下降，与之相关的学术论著以及仍然将其作为前沿或对之饶有兴趣的研究者都越来越少。因此，不要说是卜正民的这本书，就算是兰金、罗威廉或是斯特朗的作品被翻译出版，现如今恐怕也难以产生多少轰动效应。毕竟，对海外中国学和西方社会理论盲目跟风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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