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几年前《焦点访谈》对汉字繁简体使用问题，在北京街头向路人做过一次调查。有位男青年以探询的口气回答记者：是不是可以同时使用，文化水平高的用繁体字，文化水平一般的用简化字。当时我觉得这个看法有道理。我国在政治体制上已经成功地实行了一国两制，在语言应用上一国两语（普通话、方言），什么场合该说什
其实，这确是一个值得正视、值得研究解决的实际问题，但不知怎么弄成了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好像谁在这方面有意见，谁就是反对文字改革。因此，我在谈一点想法之前，不得不首先声明：我是举双手赞成文字改革的，就连胡适老先生还是“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远在美国之时，也认为汉字应当简化，这是他一生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见唐德刚记胡适语）。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流传于国内外的书籍浩如烟海，这不啻是我们中华民族值得骄傲的精神财富，也是世界少有的、历史漫长的物质财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绵延流传了几千年，又随着华人的足迹迈出国门，散布到全世界，靠的主要就是这些书籍一朝一代的传承，而这些书籍全是繁体字。简化汉字颁布以后，虽有出版的简体字本，但其种类与数量都是有限的。既然这些书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赖以传承下去的载体，我们就不能把它当作古董束之高阁，满足于珍藏在图书馆里，只供人们欣赏古籍之风貌，而是要以与时俱进的眼光去重新发现它亲近它研读它,并加以充分地开发利用,来为我们今天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服务。美国大兵奔赴战场每人要带上一本我们的《孙子兵法》，日本商人视商场如战场，自然也少不了请教《孙子兵法》，他们还把明朝人的《菜根谭》拿去作为处世盈利之指导。我还模糊记得十多年前有一位芬兰著名人类学家认为，要想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并拯救这个烦乱的世界，惟有古代中国的中庸思想才能维系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外国人都如此看重我国的传统文化经典，且在身体力行活学活用，我们又当如何呢？
近一两年间，我注意到不断出现了一些重视传统文化的事：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经台湾影印后，内地也一印再印，《中华再造善本》作为文化部、财政部实施的国家工程，用现代印刷技术出版了479种珍稀孤本善本；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四川大学开设了“原典”课（内容主要是对我国传统文化典籍的诵读，文理科必修），华中科技大学为了提高人文素质，在新闻学博士生的第一课就讨论《大学》、《中庸》；还有人不惜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培养出一种提高鉴别力的读书法，从《资治通鉴》入手，先易后难，先读文言白话对照本，发现“错别字多得离谱”，后读简体字本，因其删去元人胡三省注而感不足，最后读中华书局繁体直排本，才觉得读到了最佳版本，下狠心啃过以后，自认为繁体字水平渐渐过关，既充实了业余生活，又提高了精神境界，受益匪浅。这些事情的出现，都不是改革开放初时能想到的。
同时我也注意到，湖南某地《纠“肖”复“萧”获准，可申请重新办理身份证》的消息，但是叫人担心的是，如果把“肖”全复为“萧”也不对，因为历史上确有“肖”姓，所以在简化“萧”以前姓“肖”的就不能改为“萧”。我还从报端听到《汉字简化，可否“后退”半步？》的呼声，听到对《繁体字没落》的哀叹，听到电视主持人说斜玉旁为“王”字旁、肉月旁为“月”字旁，看到范远谋副市长接见港台人氏时，面前摆的姓名牌是“?（应为范）??”，看到地铁里有“?像（应为象）更新”的祝福辞，看到书报中的“??（应为?）”、“榨（应为?）?（应为乾）机”等等，无论简换繁，还是繁换简，如今都是坐在电脑前按下一个指令即完事大吉，至于有没有错误，恐怕审查者也弄不明白，否则怎么会屡屡闹出许多笑话呢？
我还注意到温总理去看望钱学森时，钱老在病中以微弱的声音说到我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屹立于世界，单靠科技先进是不够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跟不上也不成。任继愈先生也说到“文科不行，整个人和民族的精神面貌都受影响”。这二老可是中外知名的学者大家，对负责任的政府和挚爱祖国的人民，给予了最为诚恳可贵的忠告。
试想50年以后，如果没有多少人识得繁体字，“其书虽存，而知之先己”。（《大学张句序》）那浩如烟海的书籍摆在那里，与焚毁了的结果，又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呢？
如今在我国国势日盛之时，真到了该腾出手来对简化字认真总结一下实施半个世纪以来的经验，把错放的（如：分不应改为“份”，像“身分”、“情分”、“成分”等都不该写为“份”）、没必要改的（如：“?”的本字是“处”，简化可用本字，不必多造一个“处”字，等等）、形体无意又欠雅的（如：“广”、“厂”等等），似需认真研究纠正，使简化汉字更臻完美，既利于我们嘉惠后代，又可使当今世界学习汉语的朋友们更准确地掌握汉字。近几年虽对个别字做过纠正，如“好像”的“像”不用“象”，“多余”、“其余”的“余”，可用“馀”，等等，但并未引起人们在使用时的普遍注意。为此，应当好好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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