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1929年)
2005年第3期《出版史料》刊登了贾俊学的《赵景深、李小峰为朱湘“转股单”做见议人》一文，披露了1935年4月即朱湘投水自杀一年多后，有朱湘在开明书店的股
其实，“朱湘生前购有六百元股票”是不准确的。生前穷困潦倒、经常举债的朱湘绝无可能拿出六百元买这所谓的股票。“转股单”事应该是指开明创办初期的一种办法，即作者不拿稿费，而将应得稿费当作入股的资本。1926年8月，由章锡琛、章锡珊兄弟共同出资经营的开明书店正式挂牌，由于书店草创，资金十分有限，据说总共才五千元左右，盈利尚不明显，出版范围却扩大迅猛，积稿也多，因此暂时不能付给作者稿费，而是将稿费算作作者入股。这里的入股实际上就是入伙，出资人最初持有的顶多是一种记账式股款收据，而非公开发售的真正意义上的股票。朱湘1927年8月于开明书店出版诗集《草莽集》，对于经济方面时时显得困窘的诗人来说，稿费不拿现款肯定会很不情愿，但能将自己非常满意的诗集出版（诗人本人对1925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夏天》很不满意，尽管它销路不错，还曾经再版过。在他看来，《夏天》里的诗是幼稚的，出版后他一直不愿再提起，此后，他一直称《草莽集》为自己的第一部诗集），或许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该文所说的这六百元股款很有可能就是《草莽集》的稿费入股后于1935年时的票面值。章克标在他的回忆录《世纪挥手》一书中就曾谈起初期的开明书店这种作者以稿酬入股的做法。
1928年，由夏?尊、刘叔琴、杜海生、吴季候、丰子恺、夏贷均、胡仲持、吴仲盐共同发起，开明书店由合伙经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29年公司正式成立，资金为五万元，此后至抗战前曾增资五次，共计股本30万元。开明老编辑王知伊在《开明书店纪事》中说：“增资中的一部分是请作者以版税所得，转为股金。这样，既可使流动资金减少，又充实了资本，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就这样，一批志趣相投的文化人共同出资，共同努力，最终使一家家庭手工业式的兄弟书店，发展成为全国六大书店之一，从而成就了一番嚼饭哺人的文化和教育的大业。有感于此，吴觉农也在《相交八十年，童心永不泯》一文中写到：“一家最初由一群贫穷的文化人以自己的稿费、版税、薪水作为投资的书店，经过十年的苦心经营，到抗战前夕，俨然成为同历史悠悠资金雄厚的‘商务’、‘中华’鼎足而三的大书店，聚集了一批有学问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树立了严肃、认真出好书的‘开明风’，在广大的青年和知识界产生影响和作用，为中国进步文化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
《草莽集》由当时开明书店唯一的正式编辑赵景深负责编辑，赵景深也从此与朱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由于这层关系，朱湘自己的一些稿子以及他当时主编的一种书形刊物“友声”丛刊都愿意交付开明出版。对“友声”丛刊朱湘相当热心，先后邀约罗皑岚、陈林率、李健吾、冯雪峰、沈从文、徐霞村、赵景深、柳无忌等人参与，到美国后还不忘四处约稿，并让友人寄稿给上海的赵景深，由他转给刚从法国回来的徐霞村进行编辑。但由于事务繁忙，影响自己翻译契诃夫作品，赵景深不久就离开了开明书店，这直接影响到朱湘和他办的丛刊。1928年5月19日朱湘在致罗皑岚的信中说：“××因为景深兄去了无人帮忙，并且我在不曾认识景深兄以前曾经同他们别扭过，诗在这初中学生的读者界中销路也不好，××积书又多，已经是断绝关系了……丛书不收，为了不能贴钱……现在只有筹备将来自己开书店了。”此处的“××”即指开明，当年编辑《朱湘书信集》的罗念生考虑到诗人生前树敌太多，为避免再得罪人，作了技术处理，而“不曾认识景深兄以前曾经同他们别扭过”，很可能就是指过去因为稿费不给现款等方面的问题与开明书店发生过不愉快。
作为朱湘的生前至交，赵景深在朱湘死后为他做了不少事，除了帮助料理后事之外，1934年2月还在其主编的《青年界》推出“朱湘纪念专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此后赵景深还先后整理编辑朱湘的遗文，请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店出版。其中朱湘的第三本诗集《石门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去开明书店不肯出版的朱湘的译诗集《若木华集》也由赵景深重新整理，加上朱湘翻译的华兹华斯的《迈克》、柯尔律治的《老舟子行》和济慈的《圣亚尼节之夕》这三首长诗（朱湘曾编为《三星集》）以及阿诺德的长诗《索赫拉与普鲁通》，改名为《番石榴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朱湘的散文、评论也编为《中书集》在生活书店出版。集外的诗则由赵景深编成第四本诗集《永言集》交给邵洵美由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文学论集《文学闲谈》和书信集《海外寄霓君》也于赵景深所在的北新书店出版。除《永言集》出版时因新诗销路不好事先协商不收稿费和版权费外，其余的稿费和版税均由赵景深联系转给朱湘的孀孤。
接受股款的薛琪瑛是朱湘的二嫂，她是近代名流薛福成的侄女，曾留学法国，译有法国著名的童话小说《杨柳风》，曾在《新青年》《新潮》《女铎》等刊物上发表过王尔德的《意中人》等多篇译作。朱湘幼年即父母双亡，是这位二嫂给了他母亲一般的关爱与照顾，在他一生中给予多番资助，也十分理解和支持朱湘从事的工作。1918年秋天正是由她资助，朱湘到上海青年会专攻了一年英语，为考取清华和后来研究外国文学和从事翻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朱湘在他的译作《英国近代小说集》出版时，特地在该书的扉页上写有这样的题辞：“此书呈我的嫂嫂薛琪瑛女士奖助我读英文的人。”朱湘一直不忘寡嫂对自己的恩情，他在美国写给妻子霓君的信中也屡次表达了等有所积蓄的时候要按月寄钱给二嫂的想法，并表示，将来百无一失了，要将她接来与他们同住。但是，事与愿违，归国后的朱湘，并没有过多长时间衣食无忧的生活，在他就职的安徽大学开始欠薪的时候，素无积蓄的朱湘生活顿时陷入了困顿，常常靠借钱和典当维持生计。失业后，朱湘去了上海，赵景深曾介绍他投稿给《申报・自由谈》《读书杂志》《新中华》和《现代》，但稿费通常都是刊出后才能付给，而且据赵景深说，朱湘不大愿意找人，又不大愿意拿稿费单去取稿费，必须编者当面交钱给他。这样一来，生活还是照样难以维持，其间他曾去杭州寻求过二嫂薛琪瑛的资助，后来他还试图到天津、武汉等地谋求教职，却总是失望而归，最终诗人选择了坐上从上海开往南京的轮船，就再也没有回来。临行的时候还从二嫂处借去二十块钱。朱湘死后，他在永安公墓的坟地也是这位二嫂替他花钱置办的。另外，据罗念生回忆，朱湘的儿子小沅“当时寄托在南京白下路贫儿院。……是这位二嫂接过小沅，要他‘一子双祧’。可是霓君后来把儿子带走了”（罗念生：《朱湘书信二集・序》）。赵景深、柳无忌、郑振铎、傅东华、苏雪林、闻一多、饶孟侃、黄自、罗皑岚、罗念生等生前好友曾发起组织了一个朱湘遗孤教育基金委员会，在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筹募基金，然而据说成绩并不佳。或许当时薛琪瑛正接过小沅，考虑到其以一寡居妇人之力抚养一个孩子确属不易，而且朱湘生前生后，二嫂薛琪瑛都为其开销不少，赵景深才出面让开明书店将朱湘在开明的股款转给薛琪瑛吧。至于后来刘霓君将儿子带走后，这笔股款是否另有处理办法，那就不得而知了。
从这件史料也正可以看出，创办初期的开明书店确实是极其艰难的，采用作者稿费入股的办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巴金在《我与开明》的回忆文章中就曾讲到开明书店请作者吃饭，要求修改合同、降低版税的事情。而沈从文1947年则在《新书业和作家》一文中批评当时的出版机构对作者的苛刻：“直到民十八到二十左右，印行鲁迅、郁达夫、冰心全集的某某书店，每月约付作者二百元版税的事还到时不能履行，而某某当时最知名的女作家，一个十五万字的小说版权出卖，换个一百元还费尽唇舌，始能交涉成功。”这“最知名的女作家”指的是丁玲，在叶圣陶的帮助下，1928年她在开明书店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在黑暗中》。确实，稿费对于那些生活不富裕的职业作家们来说永远是赖以生存的保障，困顿之中的诗人朱湘也屡屡为稿费太少太迟而抱怨，乃至在绝望之中对中国的出版界产生不信任，想自己纠集同人办一个“作者书店”。在赵景深的帮忙下，开明书店最终非常守信地将此笔股款移交薛琪瑛女士。只是，此时只身赴清流的诗人已经远逝了。看到这则有关钱款的史料，联想到一生为钱所困的诗人，不禁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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