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日”
4月12日，应华美协进社邀请，到纽约去讲《红楼梦》。这次赴美弘红――就是弘扬中国的《红楼梦》――本来就是到华美协
美国式大娃娃的心态，感染了我：认真对待是应该的，但又何必把自己和讲座看得那么重要？大家一起玩玩，寓文化传播于周末消闲，“刘心武日”无非是个小小的周末游戏，进入这样的心态后，我那天的演讲，意态轻松，挥洒自如，反而获得了异常热烈的反响。
夏志清捧场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弘红次日，几乎美国所有的华文报纸都立即予以报导，《星岛日报》的标题用了初号字《刘心武哥大妙语讲红楼》，提要中说：“刘心武在哥大的‘红楼揭密’，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他的风趣幽默，妙语连珠，连中国当代文学泰斗人物夏志清也特来捧场，更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讲堂内座无虚席，听众们都随着刘心武的‘红楼梦’在荣国府、宁国府中流连忘返。”
夏志清先生只比唐德刚先生小一岁，这回赴美在哥大演讲的前一天，纽约一些文化名流在中央公园绿色酒苑小聚，为我洗尘，夏先生携夫人一起来了，他腰直身健，双眼放光，完全不像是个85岁的耄耋老翁。他不仅在中国文化方面造诣很高，英文写作在英语为母语的人士眼中也属一流，我感觉他已经具有熟练的英语思维，也具有了“美国大娃娃”的特点，席上他称老妻为“妈妈”，两个人各点了一样西餐主菜，菜到后互换一半，孩童般满足，其乐融融。
我演讲那天上午，夏先生来听，坐在头排，正对着讲台。讲完后我趋前感谢他的支持，他说下午还要来听，我劝他不必来了，因为所有来听讲的人士，都可以只选一场来听，一般听众是要购票入场的，一场20元，有的就只选上一场，或只选下一场，两场全听，其实还是很累的。但下午夏先生还是来了，还坐头排，一直是全神贯注。
报导说“夏志清捧场”（用二号字在大标题上方作为导语），我以为并非夸张。这是实际情况。他不但专注地听我这样一个没有教授、研究员、专家、学者身份头衔的行外晚辈演讲，还几次大声地发表感想。一次是我讲到“双悬日月照乾坤”所影射的乾隆和弘皙两派政治力量的对峙，以及“乘槎待帝孙”所表达出的著书人的政治倾向时，他发出“啊，是这样！”的感叹。一次是我讲到太虚幻境四仙姑的命名，隐含着贾宝玉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四位女性，特别是“度恨菩提”是暗指妙玉时，针对我的层层推理，他高声赞扬：“精彩！”我最后强调，曹雪芹超越了政治情怀，没有把《红楼梦》写成一部政治小说，而是通过贾宝玉形象的塑造和对“情榜”的设计，把《红楼梦》的文本提升到了人文情怀的高度，这时夏老更高声地呼出了两个字：“伟大！”我觉得他是认可了我的论点，在赞扬曹雪芹从政治层面升华到人类终极关怀层面的写作高度。
后来不止一位在场的人士跟我说，夏志清先生是从来不乱捧人的，甚至于可以说是一贯吝于赞词，他当众如此高声表态，是罕见的。夏先生并对采访的记者表示，听了我的两讲后，他会读我赠他的两册《揭秘》，并且，我以为那是更加重要的――他说他要“重温旧梦，恶补《红楼梦》”。
到哥大演讲，我本来的目的，只不过是唤起一般美国人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初步兴趣，没想到来听的专家，尤其是夏老这样的硕儒，竟给予我如此坚定的支持，真是喜出望外。
当然，我只是一家之言，夏老的赞扬支持，也仅是他个人的一种反应。国内一般人大体都知道夏老曾用英文写成《中国现代小说史》，被译成中文传到我们这边后，产生出巨大的影响，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两位被我们这边一度从文学史中剔除的小说家，他们作品的价值，终于得到了普遍的承认；钱锺书一度只被认为是个外文优秀的学者，其写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围城》从50年代到70年代根本不被重印，在文学史中也只字不提，到90年代后则成为了畅销小说。我知道国内现在仍有一些人对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不以为然，他们可以继续对夏先生，包括沈从文、张爱玲以及《围城》不以为然或采取批判的态度，但有一点那是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的，就是谁也不能自以为真理独在自己手中，以霸主心态学阀作风对付别人。
六层楼上的启示
忘年交胡晓东先生开车，带我从休斯敦往达拉斯一游。达拉斯这座城市因美国第35届总统约翰・肯尼迪1963年在此遇刺而著名。这当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毕竟这是轰动一时，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的一个历史事件，所以在肯尼迪被刺的街心，有一个白漆X形符号标出其当时中弹的具体位置，在附近绿地中则有一个白墙体、黑卧碑的纪念性建筑，而那座街道拐角处的旧楼――凶手是从最高一层也就是第六层窗内射击的――也就成为了一所特殊的博物馆。
进入这座以“六层楼”命名的博物馆参观，令我惊讶的是，几乎所有的展品，从照片到实物，从循环播放的旧纪录影片到剪报书籍，虽然琳琅满目，堪称丰富，但大体上而言，都只是“事实的陈述”，而非“一槌定音”的“盖棺论定”。
参观后与胡晓东登上达拉斯最高建筑――观览塔，一边喝咖啡一边闲聊，说起我这次赴美前，国内有批评者担心我到美国“揭秘红楼梦”会“误导美国听众”，会“把错误的观点散布到美国”，晓东不禁哑然失笑。他说，我们刚看过的六层楼博物馆，凸现着美国特色，那就是这里绝对是多元并存，不要说你难以误导别人，你就是正导别人，别人也会莫名惊诧，因为一般美国人根本就拒绝你去引导他，他们只要求你公布你掌握的资讯，陈述出你个人的观点，至于他们自己会是怎样的看法，那么，对不起，无需你引导，他们会经过广泛听取、独立思考，形成个人的看法，即使他们对你的观点认同，也不过是“现在投你一票”，总还是要保留“将来把票投给别人”的权利。
在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一批归化美国多年，在当地IT业中已成技术骨干的中国人，当年的“老三届”、“老知青”，他们请我到一户已经换了三次住宅，如今大堂里摆放上三角钢琴的人家欢聚。他们能够理解国内尚存在的一些说法，但他们早已脱离了那种一元化的思维方式。他们知道国内有人批判我的《揭秘》，扣了“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扰乱了文学艺术研究方向”的大帽子，有的就说“听了真有恍若隔世之感”。那晚我和他们讨论了三个小时，他们从学术角度对我的《揭秘》提出了若干商榷，使我感受到，在多元文化格局中生活的人士，他们是根本不可能被谁误导的，他们接收信息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独立思考、自主抉择的过程。
石破天惊少一门
我在哥大的讲座结束后，邀请方华美协进社人文学会双主席之一汪班先生作总结发言。
汪班先生说我的两场四小时演讲，可以用四个字概括：石破天惊。对这样的评价，我是否应该立即谦辞？我自己把这样的赞扬报导出来是否狂妄？冷静下来回想，我觉得就那天演讲赢得的反响而言，确实可以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其实用北京土话概括，两个字就够：震了！
这当然会引出反对我赴美“揭红”的那些人士的更大反感和忧虑，这岂不是明摆着我把美国那边的听众误导了吗？我只好再次告诉大家，那边的听众没有任何人期待我去引导，对《红楼梦》原有自己看法的人，他或许会通过听我的演讲，去调整他的思路，或许仅仅是觉得多了一种参照；对《红楼梦》原来不甚了了的人，他也不会得出“《红楼梦》就是这样”的结论，他会产生去聆听更多种解析的愿望；而最根本的是，人们听后会产生去找《红楼梦》来读的冲动，而绝不会出现“啊，那就用不着去读原著了”的想法。
总体而言，美国那边的学术气氛，是特别欢迎个性化的研究，鼓励出新，宽容颠覆，如果你宣布你的观点“正确”、“稳妥”，是“真理”、“方向”，而且你演讲是要“正导”他们，并且充满对异己“邪说”的批判与“警惕被某人误导”的劝谕，那么，他们去聆听的兴趣一定大减。我去后问邀请方：“是谁向你们推荐我的？”回答竟是：“那些强烈反对你的人。”他们说，本来也不清楚中国中央电视台有多少频道，10频道是不对国外的，他们看不到，《百家讲坛》节目更无从知晓，但我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引出的“围殴”、“口水战”被广泛报导，特别是境外一些传媒不但报导还对这件事予以评论，他们才知道原来我有这么个《揭秘》系列，反对者竟气愤到宣布我“不能到电视台去讲”，“是对社会文化的混乱”、“扰乱了文学艺术研究的方向”，这就勾起了他们的好奇心，于是设法找到光盘和书，看了才知道我的研究果然很个性化，而且富于趣味性，觉得很适合他们的讲座，因为他们举办的讲座不是针对学界的，是一种向普通美国人推介中国传统文化的休闲性周末活动，目的也并不是向美国人宣传“如何正确无误地理解《红楼梦》”，而是意在以通俗生动的演讲内容，让一般美国人知道“中国有个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写了部伟大的小说《红楼梦》”。
“石破天惊”只不过是形容我的演讲角度奇特、内容新颖、表达富于刺激性罢了。我只能用中文演讲，因此那天来听的论身份虽然基本上全是美国籍或绿卡持有者，却满场一片黑发黑眼，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只有寥寥几位，而且其中一个小伙子还中途悄然退场。这就说明，我的“石破天惊”尚缺一门，那就是外语门。如果我能不依赖翻译，自己同时用流利的中文和同样流利的英文把要讲的内容生动呈现，那效果才会是满局的“石破天惊”。
像夏志清先生那样的学贯中西的学者，后继有人。原来是台湾、香港地区赴美的学者在美国各大学的东亚系里占据不少教席，担任系主任，现在，内地过去的学者渐渐脱颖而出，双语人才越来越多，有的已成为美国名牌大学的终身教授，担当系主任的工作也驾轻驭熟。内地这边能过去以双语推介中国文化的人才，也在逐步涌现。我深知自己仅仅是一个在美国弘扬《红楼梦》的过渡性人物，仿佛一滴雨水，落入大海，微不足道。真正能使中国文化让更多美国人，特别是那边主流族群感到“石破天惊”的演讲者，快准备出发吧！
2006年5月回到北京后
（本文收入作者新著《我是刘心武》，本报有删节。该书即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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