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导演吕克・贝松的代表作《杀手李昂》我前后看了三遍：两遍是碟，一遍是电影――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让・雷诺电影作品周”上，先是参加让・雷诺与观众的见面会，后是看电影。我不是他的发烧友，但他的硬汉形象我是认可的，远远地看他两眼，心情还是不错的。
这部电影的中文译名有三种：《莱昂》、《
这是一部注重细节的电影，故事简单，但可供品味的地方很多。像一部精心打磨的小说，可以反复阅读。其中的一个细节是很让人心动的，即无论莱昂走到哪里，总是带着一盆花――一盆不开花的花。枪战残酷，生死倏忽，但他依然会踅回身去，把遗忘在弹坑里的那盆花，重新挟在腋下，仿佛死亡与花相比，是没有分量的。如此联想，刻骨的爱情也不过如此。但是，对植物的这种令人震撼的情感，若是对人，就俗不可耐了。
那个小女孩，全家被人杀了，她要复仇，便追随莱昂，以期把自己培养成为一名“能完成使命的人”。影片在处理二人的关系上，是颇具匠心的，父爱与情爱融合与剥离到“峰值”的程度；但本质上仍然显得俗，因为并没有超越人们的想象。然而小女孩在硝烟中的成长与成熟的过程，却令人唏嘘不止。她对人间彻底绝望了，但心底却感受到了一种最温暖的东西――这时她才真正有了“生”的概念。于是，她性情就复杂化了――超越性别的冷酷令人毛骨悚然，但冷酷的深处，又有凡常女性所没有的温柔。身至血肉横飞的杀戮场景，她异常地冷静；但把莱昂的遗物――那盆无花之花安置在土壤中之后，望着无声摇曳的枝叶，她泪流满面，几近心碎。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经受变异之后，反而把恨与爱都懂了。
这不禁让人想到鲁迅《野草》中的情境――绝望正与希望相同，大恨恰恰是大爱的起点。
对这种情景，以前多少是有些不敢断然确定的，但自从去了一趟新疆的喀纳斯以后，一点疑虑也没有了。新疆的地域真是辽阔，比字面的意义还辽阔。在漫漫无际的戈壁滩上行进着，西边的晚霞燃烧得正壮烈，东边的月亮也已在矮天上温柔得团圆，二者居然同时呈现在人的眼前，让人感受到日月同辉的震撼！这就是所谓的天启，让我确信，极端的两种情感，真是可以同时在心头凝聚的。
从莱昂到小女孩，一盆花――一个不被人察觉的细节，却是理解人物内心的钥匙，是人性得以实现的支点。
小女孩曾经问莱昂，为什么要养一盆花而不是一条狗？莱昂说，作为一个职业杀手，身边的任何一种能够发出声音的动物，包括人，都有把自己出卖和暴露的危险。所以，在人物关系的初始，小女孩的地位是绝对不如那盆花的。当小女孩的地位开始上升的时候，对莱昂来说，他的隐性人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牵挂和担当，而失去了独往独来的洒脱；因为温柔与缱绻，而不再有义无反顾的决绝。不按杀手的游戏规则出牌的结局，是身份的“沦陷”――从一个索命者，变成一个被死亡紧紧追杀的人。
所以，影片《莱昂》，虽然是个商业片，却有叩响心扉的动作，它让人看到了杀手从“工具”向“人”转身时的那一种沉重。
沉下心来，我想，那盆花，虽然是个不起眼的细节，却是一个巨大的人生隐喻――杀手的人生状态，正像那无言的植物，不被人注意才活得自在、自由，一旦脱离了“隐”的境地，就进入“死穴”了。
那天看央视的“高端访问”，被访的对象，正是吕克・贝松。当主持人把他誉为法国的斯皮尔伯格的时候，他摇摇头，说，吕克・贝松和斯皮尔伯格都是有风格的导演，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阐释着对世界的思考，是不能进行简单类比的。他很强调个性与自我的价值。这一点，让我感到他很可爱，也很可信。
在那一刻，我突然就联想到了莱昂的那盆花，醒悟到，其实人的一生，就如同草木的一生，外界的评说，是没有作用的。在无言的状态下，默默地生长，默默地生存，喜乐、荣枯，本着自己的节律，冷暖、福祸都独自承担，呈现着固有的价值。荒原的野草，虽远离市井，却依然葳蕤无边；冷川里的山海棠，虽无人问津，却也纵情绽放得一丝不苟――寂寞中的生命，如此的辉煌，风流有自，是快乐而自足的。
相反，如果野草植入花圃，山海棠挤进蔷薇园，自我不在，生存失本，不仅仓皇无措，也终会因“异类”的面目，而遭挤压、甚至剪除。
或可以说，所谓发出声音的东西，便是近乎“名利”或社会舆论一样的东西，它会把一株自适生长的植物，诱引出它固有的生存土壤，使它无所适从，进入岌岌危乎的境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的沦陷以至毁灭，真正的杀手，是他（她）自己。其前提，是因为他（她）太看重外界的声音。
莱昂之死是注定了的，虽然他清醒于“发声物”的危险，但终究没有抵抗得住小女孩“声音”的蛊惑。冷酷的杀手都如此，况温柔的世人乎？
所以，那些经受不住“声音”的诱惑，而陷入苦痛之境的人，在痛定思痛的同时，还得学会一样东西，即：自己悲悯自己。
其实，人生之“显”与人生之“隐”，被人关注与被人忽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生命的喜乐与苦痛，都得自己担当与承受，他人是不能替代的。因此，身外的“声响”，即便热烈，也跟寂灭相同，生命的承载是不会被“减约”的。
人如草木，自古如此；世风变幻，也依旧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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