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1月2日傍晚，北京东安市场开成北楼。一张简陋的饭桌旁，围坐着七个衣着朴素的男子。从言谈举止看，像是哪个大学的教授先生。他们似乎正在为某件事情争执不下，有人皱着眉头沉思，有人用指头在桌上比
出席此次“开成会议”的七位，分别是周作人、钱玄同、孙伏园、顾颉刚、章川岛、江绍原和李小峰。顾颉刚带去了一本俞平伯赠送的诗集《我们的七月》，从其中一首题为《小诗》的作品里，他们为新杂志找到了“语丝”这个有些古怪的名字。半个月后，这份薄薄的小周刊，便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报童们手中。
与刊名的随意相似，《语丝》的面世，多少也有些偶然。因为与新任主编发生争执，孙伏园愤然辞去了《晨报副刊》编辑之职，决定自办刊物。这一提议得到了周作人、钱玄同等五四旧将的积极响应，很快就拉来了16个撰稿人。自《新青年》阵营风流云散后，北京的文化界沉闷已久，《语丝》的出现正是“应时妙品”。
创业之初，条件自然艰苦，社里的几个年轻人不得不亲自动手，跑邮局、搞校对、叠报纸，还要自己拿到公众场所兜售叫卖。好在《语丝》的销量从一开始就好得出乎意料，尤其是在北京的几个大学影响很大。第一期再版了七次，一万五千份一扫而光。次年3月，李小峰成立北新书局，全权负责《语丝》的发行事宜，销量就稳定在每期七千份上下。不但收支相抵，而且小有盈余。于是大家议定，每月餐聚一次。从此在东安市场的茶馆或饭铺，常能看见“语丝社”的木牌高挂门口。周作人基本上每会必到，曾被封为“语丝派主将”的鲁迅则从未露面，显然是失和之后的有意回避。但据说在北大下课后，他常到新潮社坐坐，询问《语丝》的情况，还不时提些意见。
最初的16个撰稿人，自然有碍于情面敷衍了事的，真正经常为《语丝》写稿的，不过六七人而已。吸取了过去办刊失败的教训，《语丝》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同人杂志的性质。凡是社员的稿件，来则必用，编辑并无取舍之权。尽管社员们的兴趣千差万别，风格不尽相同，但在主编周作人的影响下，《语丝》的苦雨斋气息日渐明晰。从内容上看，以自由思想和独立判断为基础，提倡生活的艺术，“自国家大事至乡曲淫词，都予以同样的注意”；形式上则“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精巧的小品文占了多数。自娱娱人，百无禁忌，嘻笑调侃，皆成文章，《语丝》的这种气质，被时人称为“语丝文体”。
不过在周作人看来，《语丝》虽是“古今并谈、庄谐杂出”，倘若因此将其视为文艺杂志或娱乐刊物，则显然是一种误解。《语丝》尽管声称不研究政治、不宣传主义，但其关注点依旧是从五四延续而来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与“现代评论派”兵戎相见，对“大虫”章士钊穷追猛打，都是因为《语丝》仍然坚持着《新青年》时代的意见和态度。鲁迅后来将《语丝》的特色概括为“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催促新生，排击旧物”，也是意识到它与《新青年》之间的承继关系。
1927年10月22日，《语丝》被奉系军阀查禁，北新书局也同时被封。在北京编好的155和156两期，被迫转移到上海刊行。此后，《语丝》的处境每况愈下，主编从鲁迅换到柔石，早已是面目全非。1930年3月，难以为继的《语丝》戛然而止。5月，打着《语丝》继承者旗号的《骆驼草》在北京面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