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特・格拉斯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令人震惊地公开向报界承认自己曾为臭名昭著的纳粹党卫队（WaffenSS）效命
迟到的供述
78岁的格拉斯告诉上周日出版的《法兰克福汇报》，他将在下月出版的自传《剥洋葱》（Beim Hautender Zwiebel）中，承认自己曾身为党卫队队员的历史。
此前，外界仅知他曾在二战期间被抓丁而应召进入德国防空部队短暂服役。
在自传中，格拉斯还透露，他15岁时为了逃离家庭，曾主动要求参军，以求加入德军潜艇部队，但因年幼而未果。不过第二年他即被招入党卫队第10装甲师“Frundsberg”。“我想再次澄清当时的情况，尤其是与我本人有关的事情。”格拉斯对《法兰克福汇报》说，“这些年来我的沉默，也是我写作此书的原因之一。我需要说个明白。”
此事除了自己的妻子，他从未道与任何人。
他还对《法兰克福汇报》坦承，直到纽伦堡审判，他还愚蠢地相信德国未曾犯下那些恶行，一切皆出于敌人的宣传。
但他又说，当年加入党卫队非其本人所愿，且后来他为此感到“罪恶与羞耻”。
他辩解道，他加入党卫队后始终未发一弹，所在部队便被击溃，他的上司让他赶紧脱掉那身恶名昭彰的制服，以求保命。
1945年，格拉斯在战场上负伤被俘，先被美军关押在巴伐利亚南部的战俘营，囚于此地的还有一位名叫约瑟夫・拉津格的青年，即现任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
党卫队好比希特勒的近卫军，非纳粹的青年精英不得入选，在出身和思想上均有严格的挑选标准。丹尼斯・冈塞尔（Dannis Gansel）2004年的电影《那波拉》（Napola，有汉译名《希特勒的男孩》），对此教育和洗脑过程有很好的描述。
忏悔是否晚了？
长期以来，格拉斯便是德国左翼知识分子阵营的旗帜性人物。去年，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之际，格拉斯在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卫报》刊出长文，指责德国政治家忘本。读书报当时亦曾详细报道了这篇文章。
“家丑一洗了之（Dirty linen was quickly washed clean），”格拉斯写道，“人们很快变得清清白白。造假者忙于赶制新的说辞，并大力传播。无条件的投降变成了‘崩溃’。”德国人的集体罪行，则被表述为某个独夫“以德国人民的名义所犯的不义之举”。更多当年助纣为虐者的国社党员，则摇身一变，继续在政界、商界和学术教育界呼风唤雨。
呜呼！如此振聋发聩的道德责问，今天看来，却不幸成为对发问者自身的可悲讽刺。
德国文坛对此一片哀惋之声。作家沃尔特・科波夫斯基（Walter Kempowski）直言，格拉斯的忏悔来得“有点晚了”。
他的传记作者米夏埃尔・于尔格斯（Michael Jürgs）则“深感失望”，并认为这标志着“一个道德权威的终结”。他对《星期日泰晤士报》说：“如果他早一些便和盘托出，说他17岁加入了党卫队，没人会在意的，但是现在，从道德角度出发，人们已对他所说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
该报还追根溯源，指出格拉斯的父亲也是1936年入党的老纳粹党员。
专栏作家赫尔穆特・伯格尔认为：“格拉斯在供认之后，尽管仍然是德国最重要的在世作家，但他已经失去了道德权威的身份。他不会因曾身为党卫队员而遭到猛烈批评……但他会因为就此事撒谎60年而受到抨击。”
身为犹太人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米夏埃尔・沃尔夫松（Michael Wolffsohn）说：“格拉斯作为道德说教者的一生，已经因为他持久的沉默而贬值了。”
另一位身为犹太人的德国作家拉尔夫・乔达诺（Ralph Giordano）却呼吁人们不要去责难格拉斯，而是应该对他迟到的忏悔表示欣赏与赞扬。
但当年深受纳粹之苦的东欧国家，却不肯宽容格拉斯。波兰前总统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瓦文萨已公开要求格拉斯放弃自己获得的波兰城市格但斯克的荣誉市民身份。此城原名但泽，曾隶属东普鲁士，乃格拉斯的老家。而作为工会领袖，瓦文萨当年也是在此起家。
另据德国《世界报》（Die Welt）本周一的报道，捷克笔会正在考虑是否收回1994年颁给格拉斯的恰佩克（Karel Capek）奖。
我们的疑问
格拉斯本周一开始发起反击，称自己受到了“恶毒攻击的侮辱”，他对德通社说：“我还确信某些人正试图使我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对于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他补充道：“我知道那是耻辱，我也把它视为耻辱，60年来一直如此，并力图修得善果。它定义了我后来作为作家和公民的行为方式。”
我们不应对格拉斯忏悔的道德勇气表示怀疑，但这一忏悔时机的选择却值得关注。
格拉斯的自传将于下月上市，此时正是促销的最佳时机。歌星在推出新唱片时，往往会在此时故意放出绯闻，交由媒体炒作。格拉斯会有这种商业考虑吗？
或者，他只是想提前有所披露，减缓新书上市时再曝丑闻的压力？
又或者，他低估了公众对此事的关切程度？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他在7年前就承认了自己的党卫队生涯，那么，他还会是1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吗？
有人会说，诺贝尔奖重文学，远政治。但世人皆知此非事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果真如此，则那一年的冬天，穿着黑色礼服在斯德哥尔摩受奖的那个人，一定不会是君特・格拉斯。
他为什么用“剥洋葱”来做自传的书名呢？我们斗胆猜一下，他大概是在意指往事何其辛辣，以致老人家泪水涟涟。
《铁皮鼓》仍然是伟大的小说，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享有崇高的文学地位，即使其作者曾经是个17岁的党卫队员。但是，如果他继续对我们大谈历史责任，呼吁反战，并时刻不忘谴责全球化的罪恶时，我们还会像过去那样，屏息而仰视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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