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随,摄于1953年初冬
只有出于内心的热爱，出于梳理、认识问题的冲动的学问，才是真诚的学问，这是学术的初衷和内在动力。而《顾随年谱》最为让人珍惜的品格，正在于
这本年谱的主人顾随，虽然是我国现当代国学大师，在诗词创作、书法、书法研究、诗词研究、戏曲研究、禅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却被彻底地边缘化了，不仅在市场不会占有什么份额，而且一生都活在新时代新文化的阴影中，生前死后都非常寂寞。而这部年谱的作者闵军，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大学老师，完全是出于对中国古典诗歌和顾随诗词的“非常喜爱”，做起了顾随研究：这本年谱的写作只是系列研究的初步成果，“我想写完年谱后，再做‘顾随诗词研究’，最后希望能写成‘顾随传’”。
但即使是最初的成果，我们也不难看到作者所倾注的心血。《顾随年谱》整理顾随生平事迹和友朋来往、寻绎佚文书信、梳释思想脉络、介绍影响与评价，总结学术成就，在材料的搜集、甄别、组织方面所下的细致功夫，相信学界会有公正的评价。这里特别想说的有两点：第一，既由于顾随是为人敬仰的词人（在词学界有“南吴北顾”之称）和学者，与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创作、研究界有群山与峻岭式的关系，也由于作者在年谱中每年都编入与旧体诗词创作、研究有关的背景材料，《顾随年谱》不止是一部顾随个人的传记材料汇编，在某种意义上，它同时也是20世纪中国“旧体诗词”创作的一个索引。第二，本年谱为一个生前死后都相当寂寞的人物系年，实际上为中国现当代的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新颖的“个案”，对我们讨论新与旧、名与实、主流与边缘、文化信仰与文化境遇、仓促的时代和个人微小而不屈的坚持等方面的辩证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
顾随的一生，是甘于边缘、安于寂寞的一生。顾随一生坚持“用新精神做旧体诗”，终生践行年青时与冯至将“旧体和新体分划领域，各守一体”（即顾随不写新体诗，冯至不写旧体诗）的约定，应该说，后来两人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由于新诗是现代的主流诗体，冯至在社会上得到的认同可谓名符其实；而旧体诗是“老古董”，顾随只能“实过其名”（张中行《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读<顾随文集>》中对顾随的评价）。名实分裂的现象与时代的主流价值取向有关，由不得个人。可贵的是顾随的目光不被时代所牵引，他能够“安贫乐道”（这是被“革命”、“进取”的人生观穷追猛打的一个词），能以一种超然的沉潜与“固执”，坚持自己的文化信仰，坚持被暴风雨般的时代忽略的价值。
“年谱”中有两个细节相当有趣与感人，一是1921年，顾随在“孔夫子门前卖文”时喜欢上了山东，理由是当时那里“一则可以随便做梦――思想自由；二则可以随便胡说――言论自由”。二是1949年1月下旬的日记。当时北平和平解放，军队正在换防，全城处于热烈与混乱之中，而在顾随的日记中，除偶有“有士兵来觅房”、“仍有士兵来觅房，强令为腾出一间”的记述外，竟是连续十几天“继续写稿”得多少页的记载。这样的材料，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是顾随为人为文为学的人格境界的体现，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是也。而正由于心怀广远，“自偏”于时代的喧嚣与热闹，他才成为传统文化一个不可缺少的传承者：不仅在传统诗词的写作上体现了旧格律与新材料之间的张力，同时也以自己的人格和学问，感召了周汝昌、叶嘉莹、郭预衡、吴小如、欧阳中石等这样后来成大器的学生。
自然，顾随的旧体诗词写作并不能成为当代诗歌写作的主流，其中也表现出新感受与旧形式、现代汉语与古典体裁的不少矛盾；他在诗词、书法、戏曲、禅学等方面的论述，充满个人心得与创见，但也不能说字字珠玑。但顾随的意义不在完成而在展示了某种可能，不在是否成为经典而在体现了人生与学问的境界和活力：他是我们这个仓促而势利的时代一个必要的参照和补充。
真的，在我们的时代，有没有一批顾随这样的文化守望者，有没有顾随式的作品与学问，是大不一样的。
《顾随年谱》，闵军著，中华书局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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