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真实情怀

张光直

《传薪有斯人

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张光直五位先生是早期中国考古人类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世界学术界也享有盛誉。他们之间长达数十年的通信传递出许多值得解读的人格信息，最让我感触深刻的是从中所透露出的学者的真实情怀。

民族意识

20世纪上半叶，深重的民族灾难使整个中华民族形成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在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考古学界本来和现实社会政治距离相当遥远，但书信的作者们却也展示出深沉的民族意识，最为突出的是李济先生。比如，他在1954年给张光直的信中说：“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有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第3页）按照五四时期的话说，这里的批判是对“国民性”的批判，而其实质则是对这个民族中某种作风的批判，充满了“爱之深，恨之切”的情感和意识。李先生接着又说：“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能；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做若干贡献。你们的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第3页）可以看出，在批评之后他仍然对于民族的未来怀有信心，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此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尤其是学者的责任更重。今天看来，也许他的表述中有一些不太恰当或准确之处，但李先生对民族的感情可见一斑。在此后的通信中，我们仍然能看到李济浓重的民族意识在多方面的表现。其他几位先生虽然未在信中有大量直接、坦白的表述，但他们对于学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无疑紧密关联着民族的精神事业，他们行文的字里行间、片言只语仍然直接、间接地透露出他们对民族的热爱。

学术意识

关爱学术、谨严治学、奉学术为圭臬的心态和思维惯性，在各个学科的学者身上都有清晰体现，这是他们职业操守在心智中的凝聚和长期职业训练的必然心理结果。在这部通信集中，这一意识体现得相当真切和广泛。比如，凌纯声先生于1958年给张光直先生的信中说：“我读了弟文，异常兴奋，深深觉得，我所做的是创导的工作（pioneerwork），你能发扬光大，幸何如之！我希望青出于蓝，学生的成就大于先生，中国的学术，才能有进步。有人曾批评我，亲口对我说，有许多学生给我教坏了！我总是笑而不答，因为我情愿背这个罪名，最近我正在搜集我指导的同学论文，合订一本，定名：《近十年民族学同学论文集》，作为我的罪证。近年来，系中同学很少找我指导，说我太严，要知：‘教不严，师之惰’也。”（第69页）这是凌先生在读完张光直文章后给后者写的信，他是从自己的经验角度谈如何教育学生，但其深层指向无疑则是学术发展和后继有人。他为学术而不顾人言诽议的心态、对于学术之关注和热爱溢于言表。从通信集中大量学术细节和学界细节的论述，也可以看出诸位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比如，张先生对一句话（“古为今用”）出处的认真态度（第247页），对不能及时看到学术材料的深深惋惜（第249页），以及得到材料之后的极度兴奋（第262页）；凌纯声对因私利而影响学术的怨怒（第54页）；李济对为学生著作作序的慎重（第39页、第46页），对学生文章的点评和指导（第27页）等等，都清晰反映了他们的学术意识。可以说，学术意识是他们心理思想中最为深刻、最为本质的情怀，在通信之中仅是自然而然的流露而已。

恩怨悲欢

作为杰出的学者，李、夏、凌、高、张五位先生都有其高明过人之处。但这仅是其生命构成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仍然有其作为普通人的恩怨悲欢之情。比如，李济说：“近十年在大陆的考古，实在只是挖宝贝的变相名称，不是要解决任何问题……所以始终就没有一种有计划的学术性的发掘……”（第31页）这里的说法和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内地的政治状况和知识分子状况有关，也多多少少有些事实的基础，但从总体上来看，其中包含着相当的偏见，而这些偏见无疑和政治恩怨有关。再比如，高去寻对于李济向哈佛大学推荐人选的不满（第155页），对于凌纯声、芮逸夫之间矛盾的揭示（第123页），凌纯声对于学者“升等”之际大闹的叙说，则又反映出学者之间个人的恩怨。凌纯声先生对于自己年老的无奈和伤感（第107页），李、凌、高三位对张光直学术进步的兴奋，则又反映出学者内心的欢喜之情。这些恩怨悲欢作为人之常情本没有多少可挖掘之处，但通过这部书信集反映出的这些感情却使这几位先生的人格更为丰满，且更能彰显出他们的性格特点。

总结这部通信集，可以说“窥一斑而见全豹”地反映出这五位先生的人格特征，其在书中的展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很清楚，民族意识和学术意识是他们共同的人格特征，而书信中反映出的李济的坦诚、凌纯声的伤感、高去寻的直率、夏鼐的谦谨、张光直的助人之心则是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其异同之处合在一起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五位著名学者，并通过他们更好地理解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人格。在这一意义上，这部通信集对于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最后，我想指出这部书信集使人微感遗憾之处。那就是仅收了李、凌、高、夏给张的信和张给夏的信，而没能收张给李、凌、高的信。这大约是由于收集较难或已经根本无法收集的原因吧。但这确使我们对于书中涉及的一些事件和思想的理解有不完整、“不过瘾”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