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万雄：在文化传承中利用新技术

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陈万雄

采访是从陈万雄参加今年BIBF北京国际出版论坛的演讲谈起的，他的谈

采访是从陈万雄参加今年BIBF北京国际出版论坛的演讲谈起的，他的谈吐中不时流露出来的是责任、文化、传承和一丝担忧。他是个商人，但骨子里还是那份书生气，谈话的时候不时流露出对于那些出版前辈的敬佩之情。他更多表达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承的忧虑。

技术是柄双刃剑

陈万雄告诉记者，他这次的演讲主题是“新科技与出版未来”，主要围绕他在商务印书馆（香港）应用新科技的情况、新科技开拓的经验、体会以及应对未来的新技术。这里谈到的新技术不仅包括出版方面，如电子书等，还包括图书经营、内部管理和运作。“电子书和网上阅读是人类文明、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必然。人类发明了纸张，以印刷为主体，后来有了收音机，电视，再到电脑，这些既是新的娱乐形式，同时也可以是文化学习的新媒体。科技的发明，人类娱乐的更新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顺理成章的。”陈万雄这样认为。

不过他觉得这些科技进步带来的新鲜事物是否能为人们带来积极影响要看整个社会的风气和媒体人、出版人对此如何利用。比如，电视可以用来娱乐，也可以用来传播知识。不可否认出版业对整个社会风气的引导是有责任的，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历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出版先驱利用现代化出版手段和图书经营有效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他们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推动令陈万雄非常钦佩。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这种传统终究还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但现在我有一点担心，担心这种传统会被打破。”谈到这里他的声音变得很低沉：“现在出版界变得非常商业化，原来出版人的心态和理念已经淡化了。”

陈万雄1997年参加上海书城的主题演讲时曾谈到他20年来目睹的出版业状况和发展。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过度的产业化会伤害出版的本质，毁掉100年来中国出版业的优秀传统。“这时出版人的作用就显得非常关键，这涉及到人类文明、社会风气等等，出版界对此是要承担责任的。”他如是说。

中文出版的未来

在陈万雄眼中，目前出版界对于真正的商业化的理解是有些偏差的。图书出版物作为文化、教育的载体与一般的商品是有本质区别的，在文化和教育的内容有其特殊性的同时，它们的商业属性其实更虚化一些。

这十几年来中文出版业发展得非常快，国际出版界与中文出版的关系也更加密切。过去20年里，中文出版突飞猛进，近10年更是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中文出版已经到了转型期和调整期。在过去的10年里，中文出版业一直在向规模化发展，然而今天不是简单追求量的问题，而是应该提升到质的层面，包括我们的出版立法、经营规模等等都有待完善。”陈万雄表示，“中国出版业未来5年是关键的时期，但未来的走向颇具悬念。现在中文市场的图书品种越来越多，退货率却在不断增加，原因就是整个出版业的很多环节还没达到同步发展。”比如，有些平面媒体可以靠漫画和低俗来赢得市场，但在欧洲很多平面媒体可以靠教育和学术著作来赢得市场。这说明媒体是引导者，而不应该是市场的迁就者。毕竟网络更多是在提供大量的资讯，对于理论上的乃至更严谨的知识，仍旧需要书籍和平面媒体来提供给读者。

做出版获益良多

陈万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入出版业的，他说从事这个行业的意外收获就是结识了很多在中国文化界的前辈，如沈从文、启功，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很多动人之处。不管从事哪个领域的工作，都有其局限性，而出版工作的好处就是可以在诸多领域中“游泳”。他认为从事出版是最有魅力的工作，这种魅力并不仅仅在于结识那些前辈、名人，而是可以走近并具体地体会到他们的人格和学问。

对于曾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陈万雄来说，看了沈从文的文字后，可以说为他的研究打开了视野：“我以前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军事史和经济史。而沈先生对中国历代服饰的研究开阔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他50年代提出的‘古为今用’，直到现在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实现，仍有其借鉴意义――就是对传统文明保有一种责任，把文化的弘扬作为主要目标。”中国文化如今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既保留个性又强调创新性，而古为今用强调的就是文化创意。

管理不能书生气

谈到管理，陈万雄强调管理不能书生气：“像从前的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管理就很现代。当年香港正逢金融风暴，那时的商务印书馆（香港）经营得非常好，我考虑应该是提升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时候了，可是金融风暴来了。当时我确实承担了非常大的压力，金融风暴之中及之后对企业进行的调整和提升，令我觉得好像经过长江三峡一样。”

从事出版之前，有15年的时间陈万雄都在做研究，所以现在如果让他讲他当时的专业可以连着讲3个小时，不过要是让他讲经营管理可能要讲10天！当记者问到他会不会到大学里去讲管理时，他笑答：“等退休啊。”

就在前一年，他参加了香港大学主办的CEO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