徜徉在俄苏文学中

蓝英年，著名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者。译著有《滨河街公寓》（与人合译）、《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阿列霞》、《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亚玛街》、《回忆果戈

我是什么时候接触俄苏文学的？大约在1946年的春天。因为手头有一本《列宁故事》，是1946年在张家口新华书店买的。记得同时还买了一本华西列夫斯卡娅的《虹》，但书已丢了。没想到这两位作家恰恰是苏联两类作家的代表，挨整的和得意的。左琴科是苏联杰出的幽默作家，他的作品在上世纪20年代几乎家喻户晓，深受苏联各阶层人民的喜爱。1946年左琴科同阿赫玛托娃一起受到日丹诺夫的严厉批判。《虹》的作者华西列夫斯卡娅是乌克兰作协主席、剧作家考涅楚克的妻子，他们夫妇都是斯大林的红人。华西列夫斯卡娅的《虹》是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考涅楚克夫妇多年驰骋文坛并非因为作品的本身，而是因为斯大林的宠爱。如今这对作家夫妇早已被人遗忘，而左琴科至今仍是俄国人民以至世界人民所喜爱的作家。这当然是现在的看法，当年不仅两本书都读得津津有味，还被《虹》所打动呢。以后陆续读过《日日夜夜》、《团的儿子》、《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恐惧与无畏》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但还不能说爱上苏联文学。

我真正对俄国文学着迷是在高中时期。先读了鲁迅翻译的《死魂灵》、孟十还翻译的《密尔格拉得》和耿济之翻译的《巡按使及其他》，接着又读了巴金、丽尼和陆蠡翻译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烟》和《处女地》，完全被俄罗斯文学征服了。我对翻译果戈理和屠格涅夫的译者们充满敬意，是他们把俄国伟大作家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现在有了新译本，人们对老译者们淡忘了，但我始终铭记并感谢俄国文学翻译的先行者们。这期间我还读了孟十还翻译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这是一本七万多字的书，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被书中丰富有趣的内容所吸引，走进果戈理创作的实验室。后来知道鲁迅先生也很看重这本书，他曾建议把这本书译成中文：“……倘能译到中国来，对文学研究者及作者，是大有益处的……”也许孟十还正是根据鲁迅先生的建议译成中文的。这本书使我对果戈理有了初步的理解，更加迷恋他，想学好俄语阅读他的原著，甚至暗想有一天翻译他的作品。这本书对我1951年报考人民大学俄文系不无关系。但我没有翻译果戈理的作品，除没有机会外，也没有翻译果戈理作品的功力。但我翻译了《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初次读的时候，有的地方就读不懂，那时并没想到译者可能译错，只怪自己水平不高。大学毕业后俄语水平提高了，再读时便断定译者译错了，如把“人物”一律译成“英雄”，一群面目可憎的地主都变成“英雄”。俄文中“英雄”和“人物”是一个字，两个意思。应当重译，可到哪儿去找原著呢？20年后才找到原著。1977年到福州参加鲁迅译文序跋注释讨论会，认识了戈宝权先生。闲谈时提到这本书，他说1935年到苏联采访时买到过，回北京后替我找找看。回北京后他果然找到了，我得到书喜出望外。对照原文看孟十还的译文，果然错译、漏译的地方不少。我无意指责先行者，他们那时的工具书比现在少得多。我只想完成鲁迅先生的遗愿，给中国读者一个较完备的译本。于是我开始译这本书，1980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印刷了四次，可见受到读者的欢迎。五年后自己中外文水平有所提高，重读旧译，发现自己的译文也有不少毛病。我又从头到尾校订了一遍，1987年再版，印刷了三次。1997年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又出版了一次。世界上只有不朽的著作，没有不朽的译文。随着时代的前进，语言也随之发生变化，旧的译文终将被新的译文所淘汰，我的译文也将被淘汰，我将衷心欢迎。

在那次鲁迅译文序跋注释讨论会上，我有幸结识了翻译家蒋路先生，他把我引入译苑。他约我翻译库普林小说，并亲自把原著和有关库普林的材料送到我家。在确定篇目时，他指定两篇，其余由我选。他亲自看我试译的两万字，然后指定姚民有先生担任该书的责编，发现问题与我商量。蒋路先生还把我译的《冈布里努斯》收入他主编的《俄国短篇小说选》，我译的《阿列霞》也被他列入文学小丛书出版。蒋路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为人、治学和培养后学的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今天还有没有这样提携萍水相逢的后学的编辑呢？但愿还有。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渐渐熟了，有时路过出版社上去喝杯茶，聊聊天。没想到竟聊出《日瓦戈医生》来。一天，我在编辑部聊天，编辑冯南江说，《日瓦戈医生》根本没有原文本，西方的译本都是从意大利文转译的，谁也没见过原文。我说我见过，他不信。我说不仅见过，还有原著。在场的编辑都惊奇地望着我。蒋路问我：“你真有？”我说明天就带来给你们看。我真有《日瓦戈医生》的原文本。我有个叔叔侨居法国，1945考入联合国秘书处担任翻译。因为我父亲的关系，1950年回国探望长兄。中国有关部门请他从美国寄些最新科技材料来，寄到我名下，他们派人来取，邮局不检查。1958年秋天我在青岛李村劳动锻炼，在山坡上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西蒙诺夫等人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反动小说”《日瓦戈医生》的长文。说来惭愧，我这个学过苏联文学史的人，居然没听说过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我动了好奇心，写信请叔叔给我寄一本《日瓦戈医生》。冬天回北京休假，看到叔叔寄来的一捆书，打开一看，竟有一本原文版的《日瓦戈医生》。文革期间我把这本书同列宁和斯大林的书摆在一起，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居然骗过红卫兵，保存下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看到《日瓦戈医生》惊呆了。蒋路马上拍板：“翻译！你来译！”我没有思想准备，并知道这本书难译，提出找个合作者，蒋路同意了。帕斯捷尔纳克是诗人，诗人写的小说最难翻译，所以这本书并没译好。没译好还有另一个原因，是批精神污染的时候，出版社泄气了，我们也停顿下来。直到一天出版社副总编辑带着三名编辑到家里找我，在挂历上打了个钩，限定这天交稿，我们便像上了发条似的干起来。这本书后来漓江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再版过，我在文字上做过两次修改，但书中仍留有赶译的痕迹。

1989年至1999年我没译过书，时间都用在写随笔上了。1989年我到苏联教汉语，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比如法捷耶夫是自杀身亡的。法捷耶夫是无产阶级作家，为什么会自杀呢？我学苏联文学史的时候从未听说过。苏联战后的生活真像《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所描写的那样到处莺歌燕舞？我产生了很多疑问，想弄清楚。于是开始搜集材料，这是件非常吃力的事。材料搜集到后，鉴别真伪更费事。我带着一箱材料回国，并没想整理发表。人总有表现的欲望，我在同董乐山先生和舒展兄聊天的时候，忍不住把自己对苏联作家的新看法说出来，他们两位都听得津津有味，并一致叫我写出来。我写随笔是他们逼出来的。现在我已年过古稀，再让我搜集材料，鉴别真伪，梳理成篇，已经没有勇气，也没有精力了。

我又译书自娱，只译自己喜欢的作品，不接受出版社的选题。我喜欢文学回忆录，从中可以看到真正的历史，而不是粉饰过的历史。既然自娱，就不赶时间，不签合同，一天能译多少就译多少，遇到好书就放下不译。译的过程尽量体现钱锺书先生所说的“化”字。译完能出版当然更好，不出版也没关系。前年我翻译的一本文学回忆录《塞纳河畔》已由百花洲出版社出版。今后除两篇必定要写的怀念前辈的文章外，余下的时间仍有意翻译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