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1年秋天初次访问中国直至今天，有各种机会使我写了一些有关中国社会文化的文章。现在将这些文章译成中文，编成此书。怎么说我也不是一个中国专家，可为什么我会对中国如此关心呢？在此我想列举以下几个理由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理由，犹如人生中的很多重要事件一样，出于偶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中岛
几个月作为居住不算长，可作为旅行却不算短。在这期间给了我一些接触一般中国市民日常生活的机会，这是几个星期的旅行难以做到的。这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偶然，也是我本身的强烈愿望。北京大学的热忱好意使我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了。
我尽其微力想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其理由之二，是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有关日本的文化史和思想史。每当我寻求日本文化的历史性源泉时，几乎所有的领域归根结蒂都与中国的古典文化联系在一起。比如，稻田耕作、大型木结构的建筑、丝绸纺织技术、文字和文字记录的习惯，纸、墨、笔的文化等，都是从中国引进的。这样的传播不局限于日本。中国和汉民族的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以东亚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和周边民族提供了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学问体系。日本文化是其周边文化之一。文化是由中心向周边传播的，而不是反者。从历史上来看，中日关系可以简称为中心―周边的关系。
只是这里所说的中央对周边的关系不一定是指军事上的强弱关系，也不一定是政治上的支配关系，而是意味着文化上的关系。概念、价值的普遍性，中央文化的地区特殊性是周边文化的特征。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作为各自的文化整体之优劣或先进落后。可是它决定了文化信息的传播方向。
征服了中国的北半部或全土的周边民族（女真、蒙古人、满洲人），与其说是用他们的文化来强制汉人，毋宁说他们自身被汉人（被征服者）的文化所支配了。也可以说，依仗武器的征服者成了文化的被征服者。这和古罗马对古希腊的军事镇压很相似，其文化性的结果，招致了罗马的希腊化，而不是希腊的罗马化。就如地中海世界的中心曾是希腊一样，东亚的文化中心曾是中国。幸运的是日中之间没有长期的军事占领的历史，文化水准的差距决定了日中关系。研究日本的历史文化的人很自然地会意识到作为日本文化背景的中国文化的存在。反过来说，中国学者也能从日本文化这面镜子中找到本国文化的身影吧。
第三，可是明治维新以后的军国主义日本，把西方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当模特儿，向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从日清战争（译者注：指中日甲午战争）到山东出兵；从“二十一条要求”到“满洲国”，进而从1937年起大批军队把战线扩展到中国全土。这次侵略战争一直持续到日本向联合国投降的1945年夏天。在这期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据中国方面报道，估计有二千万人丧失了生命。这样大规模的破坏，从国际法来看是犯罪，从伦理上看是难以容忍的。尽管如此，战后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对日本以及日本人民持宽大的态度。可是，日本方面对于中国的宽大是否也自觉、充分地反省过去的犯罪行为，明确地与过去的军国主义日本作诀别了呢？事实上很难得到肯定地回答。这就是战后德国和日本大不相同之处。其结果德国在构筑和近邻诸国的信赖关系上取得了成功，而日本却至今不能取得真正成功。1971年秋天，周恩来总理深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日中友好协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访华团成员时说了这样的话：“中国对诸位贵宾不要求意见的一致，只要这意见不是反中国的，对所有的日本人我们都欢迎。”从那以后，只要有机会我就努力为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而工作，虽然这努力也许微不足道，但我认为至少能够做到不违背周恩来总理的这句话。
第四，我认为日中的友好关系是21世纪维持东亚的安全和平、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建立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信赖关系不可再耽误时机了，这是一件太重要的事了。何时开始都行，即使是很小的贡献也好，必须为此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做贡献。
这次中文译本的出版，是出乎我意料的。我对于中国文化的感想、意见中也许有不少错误。尽管如此，假如仍有让中国读者一读的价值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
2004年9月 于东京 加藤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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