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周一
虽然一提到日本文化,便容易想起加藤周一的“杂种文化论”,但赴日任教多年,却不曾有缘与他本人近距离接触。两年前，当彭佳红提出建议，选译加藤周一论中国文化的
没想到，编书的契机，就促成了我们的面对面深谈，而且在帝冢山学院大学与《朝日新闻》共同举办的面向社会公众的研讨会上同作讲演，更在三次便宴中邻座畅谈，就“政冷经热”现状下的中日文化交流交换想法。
“无军事力的压倒影响”
面对这位被称为“时代的代言人”、“知识巨人”的学者，第一感觉就是他目光犀利敏锐，似乎具有强烈的穿透力，怪不得记者出身的中川先生，形容他的双眼如同两台透视机，让人在他面前不易作秀与“玩虚的”，更不用说动摆布他的念头。我不光从汉译的《羊之歌》、《日本文化论》、《日本文学史序说》和《世界漫游记》中了解了这位出身于1919年的评论家兼小说家的睿智，而且也从他谈论中国、谈论中国文化的原著中感受到他独有的以少总多、以简御繁的概括力。或许因为他曾经是一位医生，所以让人在他的著作中感受到一种力图看透人生和社会病态的意图。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在第一次准备讲演的晚餐会上，见面的最初几秒钟，就感到自己正成为他的透视对象，不过几乎与此同时，内心也升起要读懂这台透视机的欲望。
第二次的晚餐会，是在我们彼此介绍了自己的讲演要点之后，加藤周一的眼神已是温和中透出热忱。我以“丝路、书路、心路”三个关键词来回顾两国文化交流发展的里程，长期活跃在报社电视台的加藤千洋先生提出还应该加上一个“传媒之路”。加藤周一转过头来，靠近我的耳边说：“中日都有重视典籍传播精神文化的传统，这样说固然是为了中日的友好，但是日本的这个传统，不正是中国文化带出来的吗？过去，中国文明毕竟是中心文明，日本文明是周边文明。”我看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诚恳温和而又亲切，一副期待理解对方的神情，仿佛觉得两人之间年龄的“时间差”和文化差异形成的“空间差”，也可能不再是阻碍倾心交谈的铁壁似的。这种目光，真有些久违了。这些年，书店里摆的《恼火的中国》之类的书，报纸电视多见的中国负面报道，嫌中感（讨厌中国）这样的常见词，都使我感觉到其背后闪动着的观察中国的冷漠目光。正是在众多冷漠的目光中,加藤周一那温和的眼神才更显得熠熠有情。
第三次是讲演前的便餐会，我仍是坐在加藤周一旁边。他说起日中邦交之前随日本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深夜接受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叫着每个人的名字，一个一个地握手，跟大家说：“中国对诸位贵宾不要求意见的一致,只要这意见不是反中国的,对所有的日本人我们都欢迎。”停了一会，加藤周一又说：“我是周恩来的崇拜者”。当他注视着我，感叹那时中日民间交流的不易时，那目光竟然是慈祥而充溢着深情，和初次见面时那种冷峻斗士的目光，迥然不同。
面对来自各阶层对日中关系想法复杂的市民，加藤周一开始便讲起了两国间将近两千年的交流史。他说，汉字、法律、宗教等等，古代中国对日本具有压倒性的影响。然而，与古代罗马不同，这种关系并不伴随军事上的统治。在长达两千年的两国关系中，汉民族的军队一回也没有踏上过日本的土地，这一事实，和罗马帝国截然不同，而日本方面却有过各种侵犯的行动。他说，我们日本人使用的语言里面，有半数单词来自中国话，这恰好和拉丁语和英语的关系相似。这在世界史上是特殊的。“日中两国之间，不伴随军事力量而在文化上却影响力量巨大，这种传统，虽然说是单方面的，但仍以尊重为好。”在“中国威胁论”随处可闻的时候，在不少人以惶惑的眼神面对崛起中国的时候，加藤周一这一番历史回顾，就不仅是传播了知识。面对思绪纷乱的人群，面对严肃重大的话题，他却娓娓道来，时出幽默，令会场响起一片笑声。坐在一旁，我不由想到，这真是一位会向大众说话的学者，怪不得会前就有人说，有加藤周一先生来，会场一定爆满。
言论衰退的病根儿
面对这样一位思想家，我们当然都希望在讲演会上能听到他高屋建瓴地从世界文化的角度对今后的中日关系作出分析，何况他自己也曾说过，21世纪是各种文化交流和对话的世纪呢。但是，当他听到这样的要求，却语惊四座：“在日本，言论没有自由。”
记得《论座》2006年第一期，曾经发表过该杂志对他的采访，他就谈到，战后活跃的知识分子、评论家越来越少了，年轻人也不说话了。为什么论坛、言论状况衰退了呢？
他先从外部条件说起，是在学界、论坛之外，日本政治战后一贯整体的一点一点向右靠，这种动向，时而快些，时而慢些，却是不曾逆转。特别是小泉内阁以来，右转就更快了。政治这样右转了，与之相矛盾的“言论自由”就以各种形式受到压制。再一个外部条件是市场经济的持续扩大。这也是从战后就连续不断的动向。言论界里也渗透着市场的逻辑，言论也被商品化了。因为理想的、抽象的言论不要了，而要的只是卖得出去的言说。
他又细说内部条件。在学会、学问体系内部，专业越分越细。要在学界内部对此加以抵制，相当困难。加藤周一说自己父亲是个医生，那时专业内科是内科，外科是外科。但是到了他的儿子、自己这一代，分出了循环科、血液科等等，一个人掌握整个内科就办不到了。因为专业领域的知识积累，越来越快，研究越分越细。自身专业领域的信息量剧增，专业一变窄，在与其它专业的专家展开对话之前，如果先想把兴趣扩大到专业之外，也就不能在专业内部的竞争中取胜了。专家不能就一切专业以外的事情发表意见的话，那么就只能绕开实际的大问题了。于是，门外汉聚在一起，只能说些凑凑合合的话，而那些什么专业领域也不懂的政治家却决定了全部政策。
整体理解中国
一位世界著名的记者说过,自己的新闻都是在已经见报的新闻里,也就是说他很善于从新闻中间发现新闻。这使我想起了加藤周一在1968年初版的《续羊之歌》中的一句话：“我不是从血液学专家变成了文学专家。不是改了专业领域，而是废弃了专业化，而且私下立志要做非专业化的专家。”他说他写了竹内好、安保条约，源氏物语绘卷、日本近代思想史、欧洲现代思潮，还在教室里讲《正法眼藏》、《狂言集》,这些话题，“不是外部要求于我的，而是我自己选择了这样的机会。对我来说，没有互不关联的事情。不是一开始就明明白白的、而是我自己逐渐看出来的一种关联。”
和一般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写的小题细作、不避繁琐的论文不同,加藤周一常常是从整体看中国,而且他历来强调的也正是理解对方的整体。在1972年写的《中国的飞檐》中说：“我曾经到美国旅行，后来又到中国去玩，耳闻目睹,历历在目,深切痛感到，北京一眼看去像京都，而实际上却近乎曼哈顿。创建长安（今天的西安）的精神，尽管外观上不同，恐怕离创建洛杉矶的精神不远。其中都有着人们在与自然作战、与命运作战的同时，力图贯彻自己而创造出来的历史产物，有着它所有的光荣和悲惨。”他说这一番话的着眼点，当然不仅仅是评价中国文化，立脚点仍然是日本文化，他说，恰恰是为了让日本文化放射光辉，那么“不是收集关于对方的知识，而是努力理解对方的整体，并不是做过了吧。”在日本学界,也有人试图冲破专业的壁垒,但他们常常逃不脱同行“越界插嘴”的嘲讽,见木不见林的研究著述可以找到不少,而既见木又见林的著述却较难找,可以说缺少的正是整体的眼光。
加藤周一用他的整体眼光看到的日中关系，就不仅是两国之间的事。他说，和欧洲相比，今天的中日关系很糟糕，正像法德关系对于欧盟建立乃是决定性大事一样，对于东亚来说也是一样。两国不仅在外交方面，而且在都使用汉字这样的文化方面也处于一种特殊关系当中。
他从世界整体来描述日中自古以来的交往，也从整体来看两国的历史问题，指出对待日本对中国的十五年战争，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东京裁判史观”，认为那是一场侵略战争，再一个则是“靖国史观”，说那是一场“解放战争”。只在日本有说那是“解放战争”的。许多日本人把靖国神社问题说成是单纯文化问题，而加藤周一却说，靖国神社从文化上看具有宗教意义，然而内阁总理大臣去参拜，也就是政治性问题了。在中年人身在职场言论不能自主的时代，他呼吁老年人和青年人携起手，建立老青同盟，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了一个和平的日本。
我与加藤周一三次席间交谈，涉及的话题颇广。从明清色彩感觉的变迁，到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从佛经的汉译到日本佛教的特点，虽都无暇深说，却常常感到一点即相通的畅快。我俩经历和学术背景相差甚远，当他以与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彦合著的《1946年文学考察》登上文坛之时，我却还未出生。交谈中，我们随时可以感受到彼此对问题把握与表达方式的差异，但又能随时找到共同关心的新话题，讲演中也有互得启示之处。这位精通多种外语的学者，对日本学界弊端的洞察，言谈中淡淡流露出来的个人使命感，让我再次掂量起“学问”二字的分量，脑海里闪出“学人操守”这个字眼，很久挥之不去。
百数年前，黄遵宪曾经感叹中国人眼中的日本，犹如在五里雾中，反观今天多数日本人眼中，中国何尝不是一座雾里庐山?由彭加红编译的《21世纪与中国文化》，收录了加藤周一关于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名文，近期就要出版。读过之后，或许不仅会感受到一位医生观察中国文化的目光，而且会发现，他的述说归根结底有日本现代评论家的诸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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