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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福生 |
张福生先生自1977年以来，一直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虽然入社时“黄皮书”出版工作已结束，但多年来他用心搜求，多方了解，对“黄皮书”的出版过程有相当的掌握。在应本报约请撰写文章的过程中，他又当面请教、电话采访了多位与“黄皮书”有关的出版界、文学界前辈：孙绳武（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黄皮书”主要负责人）、陈冰夷（曾任《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参考资料》、《外国文学动态》主编，兼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李曙光（曾在中宣部工作，后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秦顺新（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黄皮书”具体编辑之一）等。张福生先生特别强调，文章的写作首先要感谢上述几位先生的帮助。下面发表的文章采用访谈体，文体的转换由本报编辑完成。
文革前出版的“黄皮书”
“内部发行”带来“神秘”色彩
读书报：近年来，一些作家、学者常常在回忆文章中提及“黄皮书”的事情，还有一些学者想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却苦于资料难觅，不得其门而入。据传，您是国内收集黄皮书较多的人，与参与“黄皮书”出版的一些前辈也多有接触，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黄皮书”的概况？
答：所谓“黄皮书”，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内部发行”的图书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由于其封皮用料不同于一般的内部发行书，选用的是一种比正文纸稍厚一点的黄颜色胶版纸，故而得了这么一个名符其实的俗称。也有一些书虽未采用黄色封皮，但人们也把它们归入“黄皮书”的行列，这个后面再详细解释。
“黄皮书”的封面或封底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有的书中还夹着一张长一寸、宽二寸的小字条：“本书为内部资料，供文艺界同志参考，请注意保存，不要外传。”开本有三种：小说一般为小32开，理论为大32开，诗歌为小32诗开本。
60年代初“黄皮书”问世时，每种只印大约900册。它的读者很有针对性：司局级以上干部和著名作家。这就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色彩。据当年负责“黄皮书”具体编辑工作的秦顺新先生讲，他曾在总编室见过一个小本子，书出版后，会按上面的单位名称和人名通知购买。曾在中宣部工作，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的李曙光先生也讲，这个名单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他参与了拟定，经周扬、林默涵等领导过目。俄苏文学的老编辑程文先生回忆说，他在国务院直属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时，具体负责对苏调研，所以他们那里也有一套“黄皮书”，阅后都要锁进机密柜里。
读书报：“黄皮书”的出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
答：“黄皮书”的出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之前，主要在1962年至1965年间集中出版了一批“黄皮书”，其中如小说《苦果》（1962）、诗歌《人》（1964）、剧本《德聂伯河上》（1962）、理论著作《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1963）等。第二个阶段是文革中期到文革结束，主要在1971年至1978年间出版了一批，但这时“黄皮书”已经“名不符实”，一些书的封面改为了“白皮”、“灰皮”等，其中如《人世间》（1971）、《白轮船》（1973）、《滨河街公寓》（1978）等。
以前，我一直认为“黄皮书”的第一本是1962年2月出版的《苦果》（该书收集了25篇包括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作家的小说、诗歌和论文），李曙光先生以及《苦果》的译者之一曹苏玲先生也都这样认为。但是，前几天，秦顺新先生告诉我，在《苦果》之前的《山外青山天外天》（1961年）等书也应归为“黄皮书”。这本诗集的封皮是绿色的，上面未写“内部发行”字样，但书里夹有印了“本书为内部资料……”字样的小字条。我查了一下中国版本图书馆编辑的《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确实列有这本书。秦顺新先生认为，“黄皮书”系列的出版可以追溯至1957年出版的《不是单靠面包》。如果秦先生记忆不错，“黄皮书”的出版似乎有一个“序曲”阶段，但这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下面，在介绍“黄皮书”出版的两个主要历史阶段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一下“黄皮书”的缘起。
诞生于“反修”大背景下
读书报：作为“供批判用”“反面教材”的“黄皮书”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具体的背景如何？
答：从这套书的出版年代和书目不难看出，它是在反修大旗下诞生的。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出版界的前辈、“黄皮书”最初的负责人孙绳武和秦顺新等先生。他们说，1959年至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宣部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修斗争。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为反修工作服务是责无旁贷的。根据当时苏联文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描写战争、人性论、爱伦堡文艺思想等，出版社确定了一批选题，列选的都是在苏联或受表扬或受批评的文学作品。
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世界文学》的老领导陈冰夷先生。那天（1998年10月15日），他讲了许多，大致的意思是：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跨年度地开了一次文化工作会议，当然透露出来的是比中宣部周扬更高一层人物的精神。会后周扬找一些人谈话，讲要出版反面教材，为反修提供资料。这是很明确的，但没有正式文件。
陈冰夷先生告诉我：“这个会议很重要，我事先知道，所以我在1959年底，以《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名义，出版了‘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书名叫‘苏联文学界最近时期重大争论’……”后来，我找到了陈冰夷先生讲的专辑的第二本，它收了39篇争论文章，278页。封面上印着“内刊部物・专供领导参考”。这里颠倒了一个字，应为“内部刊物”。封底没有定价，只印有“1959年11月19日编”的字样。
他还提到一个背景。1959年5月，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茅盾先生率团出席了会议。那时苏联文学界已经开始有些乱了，对许多问题争论不休。我们对涉及问题的一些具体作品没有读过，所以周扬他们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党斗争。
从陈冰夷先生的谈话感觉，他认为这是“黄皮书”“来龙去脉”的“来龙”。就“来龙”问题，我问过许多老前辈，因为没有文件，大家都说得不很明了。李曙光和高莽先生认为陈冰夷先生的这个说法合乎实情，是可信的。
读书报：还有其他当事人向您讲到“黄皮书”的缘起吗？
答：在今年8月5日和我的通话中，李曙光先生说：“1959年12月那次新侨饭店会议后，周扬找了一些专家、理论家座谈，探讨反修、批判资产阶级文艺中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陈冰夷在，还有姜椿芳、冯至。主要是要大家对外国文学界发生的大事加强调研，要出反面教材，为文艺界领导提供参考。”李曙光先生还讲：“中宣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文艺反修小组，经周扬与林默涵研究，具体负责人是林默涵。这个小组主要是起草反修文章，同时抓‘黄皮书’的出版，我协助林默涵做联系工作。我主要联系的人是陈冰夷同志，有时也找过叶水夫同志。记得较早出版的是《苦果》。由于我是联系人，‘黄皮书’出版后都送我样书，有时也看清样，记得看过《〈娘子谷〉及其它》的清样。”
关于新侨饭店会议，秦顺新先生讲，他听过这次会议的传达报告，记得是周扬还是钱俊瑞讲过一句话：“我们对欧美文学的了解基本是一片漆黑，对苏联东欧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要出版外国文学参考材料，这个精神是向出版社传达了。
1971年以后出版的“黄皮书”
文革前的“黄皮书”出版
读书报：文革前，以“黄皮书”的形式出版了哪些书？
张福生：文革前出版的应包括小说：《苦果》（1962）、《人、岁月、生活》（第一、二部，1962）、《生者与死者》（1962）、《带星星的火车票》（1963）、《解冻》（1963）、《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3）、《索尔仁尼津短篇小说集》（1964）、《战争与回声》（1964）、《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上、下，1965）、《军人不是天生的》（1965）、《小铃铛》（1965）、《艾特玛托夫小说集》（1965）等，大约近20种。
诗歌：《人》（1964）、《〈娘子谷〉及其它》（诗集，1963）、《焦尔金游地府》（1964）等几种。
剧本：《德聂伯河上》（1962）、《伊尔库茨克故事》（1963）、《保护儿子》（1963）、《晚餐之前》（1964）、《暴风雪》（1963）等约10余种。
还有一批文艺理论著作：《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1963）、《苏联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写战争问题》（1963）、《苏联青年作家及其创作问题》（1963）、《苏联一些批评家、作家论艺术革新与“白俄表现”问题》（1964）、《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上、下，1965）、《戏剧冲突与英雄人物》（1965）等，约13种。这些理论书很少被人们提起，其实它们是“黄皮书”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列入“黄皮书”系列的除了苏联文学作品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几本书，数量不多：美国的《在路上》（1962）和《麦田里的守望者》（1965）、意大利的《费鲁米娜马尔土拉诺》（1964）、英国的《往上爬》（1962）、《等待戈多》（1965）、南斯拉夫的《娜嘉》（1964）、保加利亚的《暴风雨过后的痕迹》（1965）、瑞士的《老妇还乡》（1965），还有一本法国文艺理论家的集子《勒菲弗尔文艺论文选》（1965）。
读书报：“黄皮书”的出版书目是怎么选定的？
答：秦顺新先生告诉我：孙绳武先生当时全面负责这套书，他对送来的每一期《进口图书目录》都仔细阅读，挑选出一些苏联当时最有争议或得奖的图书订购。那时编辑部也订了许多苏联文学杂志和报刊，如《文学报》、《旗》、《星》、《十月》、《新世界》、《我们同时代人》等。大家分头阅读，提出建议，最后由孙绳武先生批准。
读书报：“黄皮书”当时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吗？还有没有其他出版社的参与？
答：“黄皮书”主要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同时还用了“中国戏剧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文革”前，“中国戏剧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就如现在外国文学出版社一样。当时的“作家出版社”与现在的作家出版社毫无关系，而“中国戏剧出版社”与现在的“戏剧出版社”却有着“血肉”联系。现在的戏剧出版社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戏剧编辑室”，1980年以后才分出去另立门户。当然，第一批“黄皮书”中也有特例，如《军人不是天生的》，出版者是作家出版社，但在这个名字下又印了“上海”两个小字，其实这就是现在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1965年出版的《同窗》的出版者更为明确：“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
重新启动到划上句号
读书报：文革中后期，“黄皮书”的出版工作是怎样接续起来的呢？
张福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黄皮书”的出版自然也就中断了。再重新继续出版，已经是“文革”中期的1971年。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批从干校回来工作的俄苏文学编辑王之梁先生讲，1971年遵照周总理指示，出版社重新组建，恢复工作。当时发生了三岛由纪夫剖腹事件，上面有文件，明确指示尽快出版三岛的作品。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以“内部书”的名义出版了三岛的4部作品。
随着出版社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黄皮书”又开始重新上马。当初，这套书是从“反修”开始的，时隔数年，尤其是1969年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此次则在“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旗帜下重新启动。但这时“黄皮书”已经“名不符实”，一些书的封面改为了“白皮”、“灰皮”。出版者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也相继加入进来。
有人把这其中灰色封皮的文学图书称为“灰皮书”，并不准确。所谓“灰皮书”，一般是指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社科类图书，属于甲类（文艺书属乙类），如文革前的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等。文革中后期，“灰皮书”的出版工作也曾接续起来。
读书报：这期间又出版了哪些书？
答：这一时期出版物中大家较为熟悉的有：《人世间》（1971）、《多雪的冬天》（1972）、《落角》（1973）、《特别分队》（1974）、《阿穆尔河的里程》（1975）、《白轮船》（1973）、《最后的夏天》（1975）、《木戈比》（1976）、《蓝色闪电》（1976）、《绝望》（1978）、《白比姆黑耳朵》（1978）、《滨河街公寓》（1978）。
读书报：“黄皮书”的出版是在什么时候画上句号的？
答：1970年代末出版的《岸》、《滨河街公寓》、《正午的暮色》等也属“内部发行”，但其吸引力和神秘色彩已渐渐失去，“黄皮书”的历史使命到了结束的时候。随着全国各地出版社恢复正常工作，出版重心逐步转移到解决“书荒”的问题上，许多过去应列入“黄皮书”的作品逐渐可以公开发行了。
时任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的李洪林1979年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读书无禁区》一文，振聋发聩。那之后，他还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篇《解放“内部书”》的文章。可以说，他这两篇文章喊出了一代读书人的心声，那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可以流传久远的佳译
读书报：您怎么看待出版“黄皮书”这段特殊的历史？
答：时过境迁，“黄皮书”成了历史。但近年来，许多人对它却越来越感兴趣。出版界的前辈陈原先生曾打电话问过我“黄皮书”的事情，似乎他是从出版史的角度予以关注的。前不久，一位在美国研究俄苏文学的同胞来我办公室要了解这套书。更多的是同行，出于好奇心，要开开眼。
这段历史在中国的出版史、中外（尤其是中苏）文学交流史、文化史上都非常重要。人们有时候觉得，文革前后的十余年，中国人对外国文艺的了解完全中断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还有“黄皮书”这根线断断续续连着。这是无法跳过去的一段历史。
读书报：你认为“黄皮书”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答：作为后来的俄苏文学编辑，我对“黄皮书”，除了大家抱有的那种“好奇心”外，更多的是钦佩这批书的译文质量。应该说，“黄皮书”的译文大都是一流的。很难想像，在那么紧迫的时间里，那样浓重逼人的政治气氛中，他们需要怎样的一种精神，才保证质量地完成了这样艰巨的任务。
孙绳武、苏杭、曹苏玲、秦顺新、冯南江、钱诚、孙广英、荣茹德，还有许许多多用“斯人”、“伍桐”这样的笔名代替真名的译者，都值得我们永远地记住。感谢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笔丰厚的珍贵财富。
读书报：能具体讲讲这些译者的情况吗？
答：实际上，当时的很多译者在今天看来都堪称翻译大家。像译《带星星的火车票》的王士燮，译《滨河街公寓》的蓝英年，都是非常优秀的译者。后来有些“黄皮书”再版时，也都采用了原初的译文。不过，有些署笔名的译者并不容易找到。我知道，译《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斯人”，实际上是4个人：曹苏玲、陈小曼、王家骧、程代熙。而“伍桐”是谁，我至今还没搞清楚。还有一些书是集体翻译的，如署名“天津外语翻译学院”，具体哪些人参与了，并不容易搞清楚。
读书报：你上面提到的“黄皮书”中，后来很多都公开出版了，读者很容易就可以读到那些曾经非常神秘的作品，你是否留意过“黄皮书”的再版情况？
答：有的书改革开放以来曾一版再版，有的书近几年才被挖掘出来重新出版。但我总觉得，首要的是搞清楚这段历史。我们今天这里谈的只是个轮廓，许多话题并未展开。一些当事人已进入暮年，记忆未必准确，加上我的转述肯定会有曲解和偏差，所以《中华读书报》既然已经开始关注这个话题，建议你们进一步呼吁，让更多的接触过“黄皮书”的人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指出我们谈话中的谬误，给有兴趣研究它的人留下一份可靠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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