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的《“五四”文学：在先锋性与大众化之间》一文发表后，吴福辉、吴晓东、罗岗、李楠等曾先后撰文回应，围绕“先锋性与大众化”、“常态与先锋”等研究命题展开了多方面的探讨。但我觉得，与其说“常态与先锋”是一种文学史的阐释框架，不如更直接地把“常态与先锋”看成艾布拉姆斯所说的，文学史上文学惯例和
我们知道，自从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之后，不少学者积极开展了旨在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但恰恰是在这些文学史命题提出之后的十几年间，中国文学又发生了一次当时的人们很难意料的变化。而在充分注重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特征的同时，研究者们实际上也还未找到一种既有利于整体性把握，又能恰到好处地观照到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不同文学现象，有利于丰富性认识的阐释方法或方式。所以我曾尝试借用现代科学哲学的“范式”的概念，以区别涵盖20世纪中国文学中几种主要的不同形态文学的特殊的内在结构的全部内容。
我觉得人类的文学活动和自然科学研究有某种相通的因素，它们之间有着大体相近的发展过程。同科学发展的历史一样，文学的历史不存在亘古不变的统一的文学范式，不同的范式依照文学自身的发展而变化或更替着。文学的创造性活动总是在创造性的断裂和革命性的突变中产生质的变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同样也有为作家、文学批评家以至文学接受者所一致遵循的主导范式。文学的历史与科学的历史一样，其发展也不是连续性的进步过程，而是间断性的转换过程，从一个处于危机的范式转变到一个新传统能从其中产生出来的新范式，“远不是一个积累过程，即远不是一个可以经由对旧范式的修改或扩展所能达到的过程”。
而在20世纪中国，具有范式意义的文学主要包括五四新文学范式、共和国初年的文学范式和世纪末文学范式。这几种间断性转换中的文学，很难用一种文学标准，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因此，彻底告别那种“革命”战胜“反动”、“先进”取代“落后”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加强这几种主要文学范式相互消长的历史研究，并探讨其相互间的关系，无疑有利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命题的深化。
首先，旧的文学范式与新的文学范式有着“质”的不同，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可通约性”。虽然新范式都是从旧范式产生出来的，一开始也都较多地借用了旧范式使用过的概念与方法，但它同时又赋予这些概念与方法新的含义和新的关系。例如从晚清以来，革命、人民、救国爱国等相关概念，以及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等相关的文学要求在各个不同的文学范式中一般都是被反复强调的，但实际上在不同的范式中其所指是有很大不同的。新范式一旦建立，其“质”的规定性也随之产生。
其次，不同文学范式的转换规定了中国文学的宏观走向，同时也影响甚至改变着大部分作家作品的历史命运。当新的文学范式取代旧的文学范式，成为文学家共同遵循的规则和标准之后，活跃于旧“常态”时期的文学家必须抛弃原有的文学范式，接受新的文学范式的规则和标准，才有可能进入新的“常态”时期的文学领域，成为新的“文学界”的一员，或者说才能为新的文学“共同体”所接纳，否则就被排除在文学领域之外。所以，在范式更迭之际，作家们都同样面临着重新选择和重新被选择的历史命运。
更为主要的是，不同文学范式的更替虽不限于一种模式，但都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觉得，一种文学范式从萌芽到衰落，一般也必须经历类似于库恩所描述的科学范式循环往复的过程，即“非常态（先锋）→形成范式→成为常态→出现新的非常态（新的先锋）→被新范式取代”的转换过程。在“非常态”时期，新的文学范式在旧范式之中萌芽，接着以先锋的姿态出现，在与旧范式（常态）的对话中不断壮大，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在经历“范式的革命（转换）”之后，这种范式就完全取代旧范式，它的“质”的规定性也就成为此后很长时期文学的“常态”。
如发端于1917年的文学革命运动所包含的白话文写作、科学民主精神，启蒙救亡使命等，的确源于晚清以来进步知识分子所进行的种种不懈的努力；而黄遵宪、梁启超以至南社诸诗人等在文学方面的种种探索和创新相对于古典范式的“常态”也都是一种“非常态”，在当时的文坛可以说都是“先锋”。但是，先锋未必都能成为新的范式，只有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一大批作家汇成的五四新文学，才不仅是一种新的先锋，而且才具备成为新范式的意义。
又如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的最早萌芽，可以追溯到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因为这是对五四文学范式的质疑或“重新提问”。但萌芽只不过是微弱的非常态，并未能达到先锋状态。这种新范式的萌芽在与五四文学范式的不断交锋和对话中（如初期革命文学的倡导），在自身结构的不断调整优化过程中（如普罗文学的倡导与论争），日益发展，并且逐渐以先锋状态出现（如蒋光赤以及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的创作）。而从延安文艺开始到1949年之前，这种先锋文学已充分具备范式的意义。但是，从范式的雏形到成为文艺界一致遵循的主导范式，成为常态，中间还经历了一个带有革命性质的“建构期”。50年代初三次规模巨大的文艺批判运动对共和国初年的文学范式的建构而言，发挥的正是这种决定性的变革作用。这期间，从旧“常规”时期过来的作家在被规范的同时也自发地参与了新范式的建构，从而加速推进了主导范式的确立进程。所以，从文学发展的历史看，我认为“常态”与“先锋”是文学范式转换进程中的两个关键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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