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普沃斯基：政治学研究中的激情与理性

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

国际知名政治学家、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比较政治学

主要著述：

《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资本主义与社会民主》、《国家与市场：政治经济学基础读本》，合著包括《民主与发展：1950-1990以来的世界各国政治制度与福利状况》、《可持续性民主》、《新民主国家中的经济改革：社会民主的视角》、《比较社会调查的逻辑》，主编或合编的著作包括《民主与法治》、《民主、责任与代表》、《资本主义下的国家与经济》。其中许多著作一版再版，并被翻译成汉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日语、韩语、土耳其语等多国文字。

亚当・普沃斯基对于国内学界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甚至政治学界对他的了解可能都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一个简单的事实来立刻拉近他与我们的距离：他是当下中国思想界颇有名气的崔之元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时的导师。如果我们对崔之元和亚当・普沃斯基都有足够了解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二者在学术研究领域和重心上都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不过，他去年出版的中文版《民主与市场――东欧与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一书还是在国内引起了不少注意。另外他领衔合著的《民主与发展：1950-1990以来的世界各国政治制度与福利状况》一书的中文版也将于近期面世，此前他的中国学生之一何高潮已经在《管理世界》上专门撰文介绍了此书，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可以想见，亚当・普沃斯基这个名字将逐渐为中国学者所熟悉。）

成长：生活全部都是政治性的

普沃斯基于1940年5月生于波兰，这是在德国入侵波兰九个月之后。普沃斯基的生世和童年生活折射了一个时代。他的父母都是医生，但是普沃斯基的父亲大约在普沃斯基出生时的一次俄国人对波兰军官的大屠杀中被杀害，因此普沃斯基从来没见过他父亲。普沃斯基的母亲在纳粹统治下不能做医生，只好烤面包。后来普沃斯基回忆说，从他出生到二战结束，几乎所有的新闻都是关于战争的，这直接影响人们的私人生活；后来苏联接管波兰，苏联国内的一举一动和美苏之间的冲突在波兰有着压倒性的影响。他说，在他1961年赴美之前（恰好在柏林墙倒塌之前），他的生活全部都是政治性的，充斥着国际性事件。虽然，普沃斯基说他当时根本没有想过要学习政治学，因为在那时的欧洲还谈不上有什么政治学，而波兰有的只是作为德国和中欧传统的“关于国家和法的理论”；但是似乎无可否认的是，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切身体验使“政治”在普沃斯基心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也使他在自觉不自觉地思考何谓政治、如何政治。

求学：从没想过要学政治学

普沃斯基于1957年入华沙大学，但学的不是政治学，而是在哲学与社会学系学习哲学。当时华沙大学实行欧洲式的5年学制，没有学士学位，普沃斯基辅修了一些课程之后拿到了哲学与社会学的硕士双学位。

普沃斯基在华沙大学的学习可谓恰逢其时，这里的学习给他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底色，日后在接受采访时他对此间所接受的教育的感激溢于言表。在二战前，波兰社会科学界有两种深厚的学术传统，即逻辑实证主义传统和德国理想主义、右翼历史主义传统。二战后，在波兰出现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大辩论，这场辩论起先被行政手段中止了，但1955年斯大林主义崩溃之后又浮出水面。普沃斯基后来断言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起源是在1957年的波兰，因为这场辩论促使马克思主义者廓清概念，从而走向了“分析马克思主义”。

普沃斯基1957年入学时恰逢辩论的白热阶段。他不仅受到了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传统的熏陶，而且接受了系统的传统中欧式的哲学史训练。这一阶段的学习奠定了普沃斯基的学术底蕴和路向，日后普沃斯基的确毫不含糊地自称“科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

普沃斯基在华沙大学本来从未想过要继续学习政治学，一个偶然的契机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有一次美国西北大学的一位政治学教授，R.BarryFarrell，访问华沙大学，参加了这里的一个小组的英语学术讨论会。或许是由于普沃斯基的出色表现，这位美国教授会后邀请普沃斯基共进午餐，并问他是否愿意到美国去学习政治学。当时波兰还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年轻人都想出去看看，普沃斯基也一样，他甚至说，即使教授问他是否愿意乘船周游世界，他也会说愿意。于是他1961年来到了美国，开始了他人生中全新的一段旅途。

然而普沃斯基对西北大学政治学系却评价不高。他说，那里大部分老师都不怎么样，他以前所受的教育太好了，使得他在那里几乎没学到什么东西，除了经济发展史和研究设计两门课以外。尤其是后者使他受益终身。

研究：优势与贡献

普沃斯基长期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成绩斐然。他关于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互动关系的分析、关于政治转型的博弈分析、关于代议制民主政治中究责与审议机制的分析、以及关于比较政治学的方法论讨论，在发达国家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有着重大影响力。

和一般学者比较起来，他从事比较政治学研究有着特殊的优势。他是波兰人，而波兰二战后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东欧国家比较早发动改革和转型的国家，普沃斯基对于典型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苏联体制的理解甚至亲身经验是一般欧美学者难以具备的；另一方面，普沃斯基长期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对资本主义体制的理解又是一般东欧或拉美学者难以具备的。他日后的研究重心如专制制度、民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也的确反映了他早年的生活体验。

他的第二大优势是他的语言能力。他的母语是波兰语，他可以说相当流利的法语和西班牙语，而且他对拉丁语系和斯拉夫语系也很熟悉。他平时阅读用各种语言写成的小说，最近甚至完成了一部用葡萄牙语写作的小说。

普沃斯基善于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去研究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利用最前沿的社会统计分析手段，去检验各种理论假设，结果得出了许多惊人的结论。这项工作要求研究者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必须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敢于挑战现有的理论假设和结论；第二，必须要有深厚的数学和统计学功底。普沃斯基在这两方面也胜人一筹，这是他的第三大优势。

与时下中国政治学界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科学各自画地为牢或者称貌合神离的状况不同，普沃斯基高度强调政治哲学、政治理论与政治科学的融合与渗透。他说，阅读政治理论的经典对他来说极端重要，经典著作是假设、历史信息和想法的不尽源泉。经典著作中固然不能提供精确的数学公式，但却可以给人以直觉和问题意识。譬如，美国政治中的基本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都已显露无遗了。

普沃斯基自己的研究得益于他早年在波兰的训练和到美国后与一批政治哲学的频繁交往。政治哲学是他灵感的重要来源。他在华沙大学系统地学过哲学史，也熟读卡尔・施密特和汉斯・凯尔森；受过两年严格和艰苦的数学逻辑训练，这使得他很早就可以在研究中构建模型。而且他当时就读的西北大学是美国最早的“行为主义系”之一，普沃斯基在这里肯定也熟悉了政治科学。

普沃斯基回忆说，实际上，在1960年代的美国，同一批人在教授政治哲学与比较政治学，一个老师可以教授“比较政府导论”，从柏拉图讲到北大西洋公约。而今天，在美国政治哲学与比较政治学分家了，其结果是学生们再也不想重大问题了，其视野日益狭窄。普沃斯基坦率地说，“政治哲学被我们忽视了”。

今天，阅读普沃斯基的《民主与市场》的政治科学方向的学生们可能会对其中提到的卡尔・施密特一脸茫然，而政治哲学方向的学生们对其中大量的数学公式可能更加头疼不已。

普沃斯基有着良好的学术直觉，往往能够抓住有价值和创新空间的重大学术问题。民主理论是普沃斯基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普沃斯基紧紧抓住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即民主制度如何才能得到各方的自愿服从或者说民主如何才能自我执行？民主产生和维持的条件是什么？他的研究表明，民主要得到巩固，民主必须既是公正的（保证政治的非暴力特征，给所有政治力量提供公平的机会，使之能在制度框架内不断竞争），又是有效的（有良好的经济绩效，为所有相关的政治力量提供机遇以改善它们的物质福利）。他通过统计学检验，得出了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结论。譬如，在合计水平上，民主并不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和经济绩效的关系呈曲线，而专制制度和经济绩效的关系也呈曲线；经济增长能解释民主的存续，但不能结束民主的产生。他给予我们的一个核心启示是：和政治体的形式（专制、权威主义、民主）相比，治理问题尤其是经济绩效和经济分配问题对于政治共同体来说毋宁是一个更为关键和紧要的问题。

哪一种政治制度，更能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是民主政权还是权威政权？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权转型之间，究竟有没有因果关系：是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政治民主化就会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已经盖棺论定了吗？这是政治经济学的经典问题。这些问题意识早在波兰求学期间就已萦绕着普沃斯基，并贯穿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普沃斯基在这些领域中做出了新的贡献。

《民主与发展：1950-1990以来的世界各国政治制度与福利状况》是普沃斯基和他的三位弟子的合著。该书以世界上135个国家40年的历程为经验材料，运用前沿的统计分析方法，系统、深入地检验了围绕着上述问题的各种理论假设，得出了一系列让人吃惊的发现，直接挑战了许多我们自以为是的看法。比如说，他们发现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导致民主政权的出现，但民主政权在富裕国家比在贫困国家更容易存在下去；政权类型对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增长没有影响，不过，只有在威权国家里，政治不稳定性才会影响国民收入的增长；由于在权威政治体制下人口的增长比民主政治体制下的人口增长要快，所以民主国家的人均收入要增长得更快。

他们还发现，政权类型对人口的影响要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得多。把政治制度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引入到比较政治学研究中，是比较政治学研究视野的重大扩展。他们还进一步提出，只有对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作更为细腻的制度分析，才有可能揭示政治制度与各国福利状况之间的联系。

普沃斯基在他的代表作之一《民主与市场》中，指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有效的，但社会主义者的替代方案是难以实现的，而社会民主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两者都为人们提供了合理的次优选择”；最理性最人道的经济体制应当“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市场要受到约束，由国家来保障所有人都享有最低限度的物质福利”。他通过分析东欧和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改革，指出了种种警世之论，这对于中国也是及时和有效的。例如，“成批卖掉国有财产的计划根本就是不现实的”,“反对改革的联盟很可能由那些没有专业技术或没有私人积蓄的官僚、无技术工人、政府雇员形成”,“关键的问题是国家有没有政治和行政能力，从那些交得起税的人手里收税，并为那些被市场伤害的人们提供福利服务或维持他们的收入……改革就不会有明显的倒退”。

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几点看法特别有意义。例如他强调政府必须有治理能力，国家要有自主性、要有强大的征税能力，“庞大的公共官僚机构与软弱无力的征税体制相结合，引起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国家破产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没能力收税；相反，它向那些本来该纳税的人借债”；民众对改革的信心问题。“同样的政策，如果具有完全的可信性是最优的政策，但是如果只有不完全的可行性，就成了次优的政策”。

普沃斯基的学术研究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为世俗所动，而坚守自己认为重要的。例如，60年代在社会科学界有一股建数据库的浪潮，这股浪潮后来隐退了，而现在又出现了对数据收集和分析的强大兴趣。但是普沃斯基对数据的重视却始终如一。另一佐证就是，普沃斯基在马克思主义不再时髦的年代还自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教学：偏好与建议

普沃斯基带过的博士生将近50个，他说这大概是这个领域中最多的了。他带学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偏好。通常一个学生如果想跟普沃斯基学习，他就会首先问这个学生想做什么研究，再问他已经知道什么，然后就把一堆资料给他，对他说，“这就是你为了做你想做的工作而必须学习的”。现在这些学生必须学的包括哲学、经济学、统计学。普沃斯基对这一点很得意，他这样就等于让别人同时在教他的学生。

有的时候，普沃斯基也亲自传授。他通常教一些导论课，譬如他很久以前教授过一门叫做“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课，后来这门课演变成“国家理论”，再后来就变成了“政治经济学”。普沃斯基说他以后或许不会再教这门课了，因为他已经为此领域写过一本教材了，他说，“我不认为我能够教我已经写过的东西”。但是他的学生通常都会修这门课。普沃斯基也给学生上一些高级课程，通常是关于他正在研究的课题或者是一些他认为学生必须学但是从别的老师那里学不到的方法论。

普沃斯基不教授事实，他认为这应该是学生自己学的。但是他会要求他的学生上“美国政府”这门课。普沃斯基说他喜欢带研究生，但不喜欢教本科生，因为他们必须被激励着去学习，他们的生活中总有着比学习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本科生那里学不到什么东西。

普沃斯基虽然早已年过花甲，硕果累累，但是他总是不断有新的研究计划和研究领域、不断学习新东西。他也坦陈，学习新东西对于他这样年纪的人来说是痛苦的，年轻人往往给他很大的压力，因为他们知道很多你不懂但却不能不懂的东西。但是他说他或许真的喜欢做研究，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别的，所以他仍然能够“与时俱进”。他有着很强的政治感情，这是驱使他写大量著作的原因。他很喜欢介入政治争论，并且认为这种争论的能力很重要。

普沃斯基对于美国的学术体制颇有微词，他认为目前的学术激励机制和平衡文化使得人们的思考非常狭窄，不敢冒任何风险，只说那些不会引起政治争议的话题。奖励都落到了那些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职业人”手中。

他对当代美国研究生的评价似乎也不高。他说越战时代的研究生们通常在此之前有着别的经历，往往是政治组织方面的，他们回到学校是为了反思自己的经历，他们高度重视政治，他们学习政治学是为了改变世界。

然而今天的研究生们只是孩子，他们都生长在和平、富裕、没有冲突的时代里。他们聪明，也渴望被教育，但是他们没有激情或者兴趣。这甚至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他们可以很快地学到知识和技术，但是当他们应该提问的阶段他们却哑口无言。他们只想做职业人，认为他们的任务就是写书、写文章，他们并不想谈论关于世界或者如何改变世界的东西。

大量学生对政治学只有肤浅的兴趣，他们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学术工作能够给他们稳定的收入和悠闲的生活。普沃斯基建议学生们思考重大问题，在学术上敢于冒险。普沃斯基不无自嘲地说，这或许是一个廉价的建议，因为他在一个好大学中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