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田俊
在迈进人生中第59个春天的时候，易中天教授的名气真如他的名字一般―
―如日中天了，很羡慕他的名字，起得好，姓也很好。
“百家讲坛”下的易中天教授，不再是一幅中华小立领分头形象，更亲切更随和，但幽默睿智不改，是一派东方人的帅。
读书报：随着“百家讲坛”的热播和《品三国》的热卖，有媒体将您的“品三国”定义为“时尚史学”、“摇滚史学”，也有学者评论您为“出色的说书人”，喜欢您的很多听众认为您这样的学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您对历史的描绘方式与当下受众的心理十分契合，请问您是如何找到这样一种表述方式的？
易中天：拿曹操来说，在中国传统戏剧中，他总是被画成白脸，他是这个样子吗？问一下普通人，他们大多会说“知道而不了解”、“熟悉的陌生人”，囿于文字的障碍，许多人要自己去找答案十分困难。那么如果有一个轻松、活泼的方式去满足他们的这个需求，他们将很乐于接受。
现代传媒的受众是一大群松散的人群，他们在家庭或办公室里有一搭无一搭地接受着媒体的信息。他们可选择的东西太多了，再加上众口难调，如何把他们的目光吸引到传统文化上来？这就要求学者要用非学术的语言来讲学术的内容。更通俗一点就是说，你要说人话，别说书话，更不能打官腔。
读书报：70年代出生的人可能会通过小人书、评书连播、戏剧、电视等形式接触到像《三国》、《水浒传》这样的名著，他们有时候为了听袁阔成的评书连饭都顾不上吃。而现在的小孩闹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一点也不稀奇。弘扬传统文化的口号喊出来许久却收效甚微，您觉得造成这种尴尬的原因是什么？
易中天：历史文化的传承需要大众，历史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一部中国历史，也不能只由少数人评说。电视等媒体可以成为人们了解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的很好的工具。但观众不是专业学者，他们没有必要去深究历史，他们只是出于一种需要――不是工作就业的需要，而是学养的需要，熏陶的需要，文化传承的需要。
我之所以作为一个不是学历史的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在电视上讲历史，就是想通过把历史文学化，使它变成一个有趣的事情，激起大家的兴趣。在兴趣这个最好的老师的引导下，人们再去读书，这样历史不就传承下去了吗？
读书报：您曾经引用一位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奇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百家讲坛”上，您喜欢把历史人物还原成普通人，设身处地为曹操着想，“如果我处在他的情况下，我会怎么做？”从您的描绘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可爱的曹操，看到了普遍存在的人性。有些批评您的声音认为您把曹操美化了。
易中天：我《品三国》没有为任何人翻案。我只想尽可能还原历史，当然要作到绝对的真实是不可能的。我习惯的方式是把一个人物的优点集中评述，再把对他的批评另做评述。因为电视本身只能一段一段播出的局限性，批评的那期节目观众还没有看到。
其实三国这段历史比较特殊，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只有短短90年，曹操死后不久对他的评论就已经众说纷纭，这个时候只能把他当作一个人物来看，看他的矛盾他的问题。我不承认我对他有偏爱，但我承认我很喜欢他。我也不会因为喜欢他而贬低他的对立面，在后面的节目中，我对诸葛亮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但我不赞成后世对他过分的推崇。
读书报：您研究三国历史时参考的书目是什么？《品三国》现在有输出的版本吗？
易中天：至于参考的书目，一是陈寿的《三国志》，裴松之的注。这是最重要的，也是第一依据。然后是《后汉书》，因为《三国志》有些地方很简略，有些记载在《后汉书》里。三是《资治通鉴》，因为它是编年史，可以帮助你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发展线索，让人一目了然。我的主张是：可以只看前两本，但不能只看《资治通鉴》，因为它是后人做的，在把纪传体变成编年体时资料的取舍是有倾向性的，可能会不太准确。
《品三国》现在已经有了香港三联版本，还有不少海外出版商正在跟上海文艺社接洽。
读书报：有网友批评您“评说历史有实用主义倾向”，您怎样看待这样的批评？
易中天：三国还有一个麻烦，就是观众在很大程度上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志》倒很少有人看过。形成忠奸二元论的思维定势由来已久，你怎么能把曹操说得那样好呀，当你讲的与他们印象中的曹操有冲突的时候，他们会不舒服。
再来讲曹操接丁夫人那段：曹操先把原配丁夫人赶回家，又后悔了，去接她。丁夫人正在家里织布。曹操来了以后，用手摸着丁夫人的背说：别使小性子了，跟我回家好不好？要知道“抚其背”这个动作是很温柔的，这是男人对女人的一种爱的动作。丁夫人不搭理。曹操很没趣，就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又回了一次头，说别闹了，跟我回家，好不好？没有回答。他说，哎，看来我们夫妻缘分已尽，就跟她父亲说，算了，让她改嫁吧。我的这个说法好多人都不相信，其实这是有历史记载的，见于《三国志・后妃传》裴松之的注。很多人不会看到这个原文，但并不代表我讲的东西没有出处。
读书报：您说过一段话：“教育需要熏陶和养成，真正的学问不是激励出来的。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学院开始，导师穿着宽大的袍子在学院里一边散步一边高谈阔论，这样的文化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易中天：教育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需要的是熏陶和养成。“养成”这个词很好，“养”就是慢动。教育最好是有一个传统，就这么平稳地延续下去，哪怕是有一些改革或变革也是缓慢的、改良的、渐进式的。但是我们现在教育之外的事物太多，太折腾，没有“养成”的时间和空间，伤了元气。
读书报：您怎样看待文化人对传统文化教育负有的责任？
易中天：应该有一部分人具有社会责任感，不计名利地担负起继承和传播传统文化的重任。“不计名利”，有人会说我矫情，因为我现在名利双收啊！我要说的是：实际上在电视台做一个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意味着被学术界抛弃。“学术明星”、“不务正业”、“浅薄庸俗”，一般学者对于诸如此类评语的畏惧，远大于被名利的吸引。所以我说不计名利，就是不避利害。
读书报：不少人成名后，对传媒既心存感激又心怀畏惧，希望凭借它传达出自己的声音，又讨厌它的八卦无趣。大众传媒既是潮流的追随者又是它的引导者，您认为现代传媒人对文化的传播具有怎样的义务？
易中天：媒体具有话语权，它肯定有很强的引导性，所以它的从业人员在策划、打造节目的时候，应该具备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从文学艺术发展的长河来看，很多经典名著在当时就是通俗流行的文艺。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只是现在淘汰的频率快了许多。以前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现在是“各领风骚三五天”，但一定会有稀少的东西留存下来，不会被淘汰掉。一个有抱负的媒体人应该有深邃透彻、大气长远的眼光。
读书报：您介意别人说您是另类学者吗？您的治学心得是什么？
易中天：不介意。我确实另类。我没有上过大学啊，有点儿像曹操一样，出身不好。在新疆共青团农场时，可读的书也不多，只有《毛泽东选集》、“马恩选集”、《鲁迅全集》可读，另外有两本悄悄藏起来的唐诗宋词。我就是靠着这点本钱直接考上武汉大学研究生的。后来留校任教，我的讲课方式、研究方法、治学风格都是一脉相承的另类。
我的治学心得是：学者没有义务开药方。一定要带着问题去读书。而一个非学者读书，可以不求甚解，只需把握精髓，掌握核心和关键，不要纠缠于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
读书报：您在作客《鲁豫有约》时，一位女性家长感谢您通过“百家讲坛”培养出她年幼的儿子阅读古典名著的兴趣，更有小“乙醚”（易中天的“粉丝”）抢着上台与您握手合影，您当时心里的感受是怎样的？
易中天：这说明我有亲和力呀！亲和力来自于“平民立场”。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在被问到为什么喜欢易中天的讲演时说：“易老师和我们是平齐的。”观众认为你与他一样看问题想事情，就没距离没隔阂，不是居高临下、咄咄逼人，也没有对立情绪，就不会产生逆反心理。不仅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故事中那些历史人物、英雄人物也和他们一样，他就爱听你讲话。有了足够的吸引力和亲和力，你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是可以很愉快地传播出去的。
我的节目原本是根大萝卜：草根，多少有些营养，怎么吃都行，什么人都能吃，说得好听就叫“雅俗共赏”。这根萝卜在肉锅里煮过，现在端了出来。有人说好吃，有人说不好吃，有人只吃到萝卜，有人品出了肉味，都很正常。如果不喜欢，完全可以改吃别的。“百家讲坛”的厨房里还有白菜、扁豆、黄瓜，甚至西洋参，尽管选择，甚至不妨换一家餐馆。萝卜不会有意见，菜农也不会着急。“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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