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瓦西里耶夫――最著名和最受尊重的俄罗斯老一代作家之一。他那些描写伟大卫国战争的作品在俄罗斯印数达几百万册，并被译成多种语言，多次被搬上银幕。在中国人们熟知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作品――
请您谈谈，您是如何创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
战后，除了许多主旋律的，“粉饰”的作品以外，还出现了一批被称为“前线小说”的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的作者曾经在前线作战，他们写的是亲眼看到、亲身体验的事情，在这些书中，战争的全部丑陋暴露无遗，读者们看到，战争不仅是由英雄主义和英雄事迹构成的，人在前线度过的每一天都充满了伤痛、恐惧、极度的精神紧张，而最可怕的是对于死亡的麻木和漠然……那个时期，一批优秀的作家出现在文坛上，包括巴克兰诺夫、邦达列夫、博戈莫洛夫、康德拉季耶夫。我如饥似渴地读他们的作品，因为他们和我是同一代人。但是有一天我意识到，他们所讲的并不是我的战争：我并不了解那种战争。
17岁的时候，我虚报了一岁年龄，当上了志愿兵，上了前线。很快，实际上还来不及作战，就被包围了。刚刚冲出来，回到自己人这边，又再次陷入重围（这是在1941年，我们的军队正在连连受挫）。不管听起来有多荒唐，但在前线打仗都比这样要轻松一些，因为敌我分明，同仇敌忾。而包围圈中的战争，是你一个人或和几个与你一样跟部队失去联系的士兵一起打仗，没有食物，没有弹药，没有药品，敌人在哪里，有多少，对于这些一概不知。现在有专门训练在这种条件下作战的军队。而当时我们是没有打过仗的新兵。还有，如果你牺牲了，没有人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如何牺牲的。我在哪部小说中都没有读到这样的情形，于是我便想把这些写出来。因此我的中篇小说《未列入名册》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年轻的中士，他一个人与占领布列斯特要塞的法西斯分子战斗了几个月。
我还想使人们永远记住参加战争的姑娘和妇女们。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她们的人数也要达到50万。女人生来不是应当去打仗的，她们应当生儿育女，延续生命，而不是在前线杀人或被人杀死。我在1942年见到过一些女英雄，当时我在负伤后被派往坦克部队技术培训班任教。那里有许多自愿上前线的姑娘。我和未来的妻子也是在那里相识的，现在我们已经共同生活了六十年。
写作《黎明》是很痛苦的。我写上两三行就会站起身来，走来走去……我对小说进行了无情的删节，大段大段地删除。此后我再也没有那样写作，再也没有对自己那样严酷。我字斟句酌，不要任何多余的东西，每个字都要恰到好处。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这篇小说终于完成了。
这篇小说是怎样进入中国的？要知道当时的中苏关系很不好。
小说最早发表在1969年8月的《青春》杂志上。小说获得了很大成功，读者寄给杂志的信件有好几千封。但是出书的过程不太顺利。最后，苏联作家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建议我至少让一个姑娘活下来！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即使这样也不是一个幸福的结局……我表示不同意。他说，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出版这部小说。可是后来他们忽然来电话说，我们准备开印了，原封不动，一字不改。后来人们告诉我，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勃列日涅夫读了这个小说并流下了眼泪。他自己就属于前线的一代，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天。
也许在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领导层的某个人（据我所知，当时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打过仗的）读到了这篇小说，很喜欢。第一个翻译《黎明》的国家是西德，第二个就是中国。后来小说被列入中学的必读书目，据我所知，至今还在学习。
您如何评价中国根据您的小说拍摄的电影？
当中国人决定拍电影的时候，导演来找我，我们讨论了很多事情。我们特别商定，对作品的情节和文本不加改动，并适应现代观众的口味。他们在离乌苏里江不远的地方找到了类似的自然环境，那个地方与小说中所讲述的俄罗斯北部很相像。
但不幸的是，年轻的导演们不知道战争是什么，于是出现了战士们乘着电气火车上前线或从飞艇上轰击柏林这样的镜头……所以当电影在俄罗斯放映的时候，几乎被剪去了一半，否则我们的观众会感到可笑。
您曾去过中国，请讲讲那次的经历。
那是在20年前。被邀请参加作家协会的代表团令我很意外，也很感兴趣。和我一起去的有著名作家罗伯特・拉日杰斯特文斯基，拉丽莎・瓦西里耶娃，大卫・库古里金诺夫。当时没有直航班机。我们的飞机从德国起飞，在莫斯科停留时，所有的乘客都下去了，只剩下我们几个。我们就这样飞到北京。我们被安排住进了市中心的一家很好的饭店，一切行程和路线都根据我们的愿望制定。我们有个翻译，他的俄语讲得相当不错，我们叫他萨尼亚。
我们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人们告诉我们说，在游览的时候如果忽然看到一个人停下来开始做操，不要感到吃惊。我们参观了长城，皇家园林和博物馆，每天都有很多的印象。
然后是和中国读者的见面，见面的时候我们的诗人朗诵了诗歌，而萨尼亚把大意翻成中文。我谈到自己的时候，说我本没有想成为一名作家，而想做一名历史学家。于是有观众问我是否了解中国的历史。我说不了解，我只了解一个大概，我感到很遗憾，因为中国的历史非常有意思。这时候一个姑娘走上台来，说她在来参加见面会的路上，捡到了一只乌龟。乌龟是幸福，健康，长寿的象征。她把乌龟赠给我，说道：“我知道，这是上天的力量借我的手传达给您的一个好兆头。”这只乌龟随我游历了中国，然后我把它带回了莫斯科。后来它又在我们家里生活了很长时间。
后来我们乘飞机来到上海。这是一座欧洲式的大城市，有很多现代化的高楼，宽阔的街道，繁忙的交通。我们在这座城市漫步的时候，在一点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忽然闯入了古代的中国。我们刚才还看到摩天大楼，而这里却是一些小房子，板棚，非常狭窄的胡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中国，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的。拉日杰斯特文斯基激动得抽起了烟，他忽然看到，我们对面有两个妇女正跪在那里用刷子和肥皂刷洗马路，对我们一点也不加注意。他于是把烟灰弹到手掌上，然后又撒进衣兜里。
我们从上海出发，又乘汽车游览了南方。这些地方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至于中餐，我到现在都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返回北京后，我们又参加了几次与读者的会面。这些读者对我们和我们的文学，对我们国家的生活都从内心感到极大的兴趣。
这就是我惟一一次访问中国的经历。后来我又受到邀请参加《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电影的首映式，但我未能成行。很遗憾，我也不能参加这次的北京图书博览会――我年事已高，身体不好。
您认为进行“俄罗斯――北京图书博览会主宾国”这个活动是否有助于中国人对俄罗斯的了解？
当然，很多人会对此感兴趣，其中有的人可能因此更深入地研究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文学。但是一次活动，即使是如此大规模的活动，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为了加强彼此的了解，应当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更多地出版介绍对方国情的、通俗和流行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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