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吉布・马哈福兹(1911－2006)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整个8月份，读书报密切关注纳吉布・马哈福兹的病况，并两次刊出消息，一次说他已有好转，8月30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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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福兹是198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亦是阿拉伯世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他生前光环夺目，死后亦备极哀荣。
按照宗教传统，他在第二天下葬。葬礼在紧邻开罗的纳赛尔城拉什丹清真寺举行，军乐队鼓乐齐鸣，六匹马拉着他的棺车，里面躺着他瘦小枯干的肉身。棺覆绿布，上书金字：“除安拉外，别无神灵。”告祭之后，马哈福兹之棺再覆以埃及国旗，在严密保安下，78岁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步行亲自为他扶棺送葬。
此情此景，不免让人记起他在所著《自传的回声》中所写：“我伤感地闭上眼睛，却看见为我出殡的队伍正在行进，我走在队前，手执一只斟满生命醇酿的大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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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福兹并不总是这个国家的宠儿。因为呼吁宗教宽容，他成为极端主义势力的眼中钉。诺贝尔文学奖给他在世界范围内带来的巨大名望，反而令他身陷危境。
1994年，一刺客在开罗马哈福兹家所住的公寓大楼外对他施以夺命突袭，而后钻入汽车逃遁。马哈福兹刀伤在颈部，虽侥幸保住性命，但伤及右臂神经，手几乎完全拿不住笔，写作能力因此大遭破坏。他当时请来的助理发现，马哈福兹写在纸上的东西，“上蹿下跳，全不成行，实在难以辨清”。
警察随后提议为他配备保安，但他坚拒不受，警方只好在马宅外加强巡逻。生命中最后几年，马哈福兹更乐于每日东跑西颠，美联社说他那时大概一个礼拜有六晚不着家，出门找老友谈天吹牛，交换笑话、小说构思和小道消息。
他患有糖尿病，几致全盲，因而写作渐稀，但仍旧凭口授，让来为他读报的朋友代笔，这些小说以短篇为主，有时短到只有几个段落。他生前最后一部重要作品――描写来世的短篇小说集《七重天》（2005）便是这样写成。
在他死后，穆巴拉克总统发布声明，称“马哈福兹乃一道文化的辉光……让阿拉伯文学走向世界。他以创造力带给众人的价值标准，充满了启迪精神与拒斥极端主义的宽容品质”。
《纽约时报》的讣闻强调他以人为本的风格，称颂他对普通人的精妙刻画，如小职员、小官僚、杂货商、店老板、民工、穷男怨女，毛贼、妓女以及被传统礼教压迫的女性，通过他们的遭遇，将埃及尘沙满眼和动荡不息的20世纪展现于笔端。他笔下的开罗，被比作狄更斯的伦敦，左拉的巴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圣彼得堡。
他一生写有长篇小说33部，短篇集13本，另有戏剧若干，外加30部电影剧本。1988年，瑞典学院因其“普适全人类的阿拉伯叙事艺术”，而授予他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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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2月11日，纳吉布・马哈福兹生于开罗老城的加马利亚区，父亲是公务员，育有七子女，纳吉布最小。
他的童年时代，埃及民族主义者反抗英帝国的行动已日益加强。《自传的回声》之首篇《祈祷》是这样写的：
我还不到七岁时，就曾经为革命祈祷。
有一天早晨，我由女仆陪着去上学。我走着，好像被人押赴监狱一般。手里拿着作业本，眼中露出忧愁，心里盼望着出点乱子。寒风吹来，刺痛我短了一截的裤筒下面几乎裸露的小腿。校门关闭着，工友扯着大嗓门说：“今天有游行，又停课了！”
一阵喜悦袭上心头，几乎让我飞抵幸福之岸。
我从心底里祈求真主，愿革命永远进行下去。
年轻的马哈福兹上开罗大学学哲学，1932年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工作，期间大量阅读文学经典，重点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普鲁斯特、卡夫卡、托马斯・曼、乔伊斯、尤金・奥尼尔、萧伯纳、易卜生和斯特林堡。
穆巴拉克总统（正中）亲自为马哈福兹送葬
他开始在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1938年出版了首部小说集《疯语》，一年后，首部长篇《命运的嘲弄》也告印行，从此时起进入他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借古寓今，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底比斯之战》。
他借历史小说闯入文坛，但大放异彩仍需等到1956到1957年出版的现实主义宏篇大作“开罗三部曲”。它由《宫间街》、《思宫街》和《甘露街》（均取自开罗街名，但最近有个版本叫《两宫间》、《思慕宫》和《怡心园》，我未见到书，不知为何这样译）组成，历12年写作才告完成，以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三代人的生活为主线，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一直写到1952年法鲁克国王被政变推翻，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埃及社会的风云变幻，至今被视作当代阿拉伯现实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
他此后文风摇摆，作品多具实验意味，有些带有明显的意识流风格，并更多掺杂了对当政的纳赛尔政权的冷嘲热讽。但即便如此，在不少文人坐牢的情势下，马哈福兹却从未因言获罪，相反还被调进文化部工作，分管过电影审查。在此期间，他自己倒有数十部作品被搬上银幕，也使他一度遭到本国知识分子的抨击。
他的大麻烦出在1959年出版于贝鲁特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身上。这部描写精神求索的小说，因为对神、穆圣、耶稣和摩西的人性化描写，而在埃及被禁至今，亦是他1994年遇刺的遥远背景。
1989年，他与全球众多知名作家一道，声援被霍梅尼追杀的印裔英籍作家萨尔曼・拉什迪，但仅三年，便回头批评拉什迪渎神――尽管他仍然不赞同霍梅尼的死刑令。
他支持萨达特总统与以色列缔结和约，为此遭到国内民族主义者的谴责。但他又是巴勒斯坦事业始终如一的同情者，在得到诺贝尔奖39万美元的奖金（如今该奖得主的进账早已超过百万美元）之后，他将钱款一分为四，分别给了自己的妻子阿提亚特－阿拉，以及两个女儿欧姆・寇透姆和法蒂玛，自己的那份则捐与巴勒斯坦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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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福兹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当代阿拉伯作家，早在他获诺贝尔奖之前，其作品便已有数部被译介入国内。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无论出版商还是读者，都像现在的人们追逐畅销书一样追逐着文学，只要它身上贴着那两个字的标签。
除“开罗三部曲”之外（已出过不止一个版本），马哈福兹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有中文版面世，包括《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作《世代寻梦记：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命运的嘲弄》、《底比斯之战》、《自传的回声》，甚至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集。
（文中《自传的回声》引文据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1月版，译者薛庆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