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加缪在一封给另一位伟大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这样写道：“如果没有俄罗斯的19世纪，我便什么也不是。”当时的加缪还没有意识到，不仅仅是19世纪的俄罗斯，随后的20世纪的俄罗斯同样对世人的生活意义深远。美国的著名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对此进行分析说：“改变我们灵魂的俄罗斯的十九世纪，是散文作家们的
我开始遭遇俄罗斯就是从阅读20世纪俄罗斯诗人开始。20世纪的俄罗斯给我们奉献了一大批的如阳光般绚烂的优秀诗人。我一直认为这不是偶然，它和俄罗斯独特的精神气质有关，和索洛维约夫所谓的独特的“俄罗斯理念”有关。根据学者刘小枫的研究，“俄罗斯理念”意指俄罗斯传统思想独特的沉郁、虔敬、博爱、崇敬苦难的素质，这种精神素质由俄罗斯诸文化形态鲜明、突出地体现出来，其中文学的形态是文化诸形态中表现最突出的一种。除此之外，我认为，俄罗斯大地上两个世纪以来不断的战乱和苦难事实孕育了这个民族伟大的性格。卡夫卡曾经说，当我们生活的世界陷入不义时，唯有受难才能让我们与这个世界产生积极的联系。这句话简直就是对俄罗斯说的！当我们生活的国度逐渐的开始沦陷，只有用诗歌等审美的方式建构我们生活的精神家园。当20世纪几乎所有伟大的诗人都产生在俄罗斯时，我开始知道诗歌在那些流亡在外、“生活在别处”的诗人身上有多大的作用。
我一直深深喜爱着20世纪俄罗斯著名的流亡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作品，无论是他的诗歌还是他的散文。也许，阅读布罗茨基的作品与阅读其他俄罗斯诗人相比唯一不同的是，当你阅读的时候，你不会认为仅仅是阅读他自己，你会不断遭遇到其他的人，比如奥西普・曼德尔施坦姆、比如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比如安娜・阿赫马托娃，比如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这是一道闪光的诗歌金链，这是独特的俄罗斯文化在世界大地不同角落生长扎根的见证。布罗茨基面对他的身后不断闪现的身影，他说他“小于一”，也即小于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布罗茨基在自己的诗歌中强调诗歌与政治的平等性，他甚至强调诗歌比政治要具有优越性。
在我看来，现在知识分子一直大谈特谈“流亡”，已经让这个词汇具有了一种虚妄性和空想性。但赛义德说，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这种说法直到我的阅读生涯遭遇到俄罗斯后才具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意义。在俄罗斯的文学那里，或者在布罗茨基这样诗人那里，流亡首先是一种真实的政治或生存状态，其后才是一种真实的文化情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阅读中遭遇俄罗斯，就是不断遭遇流亡情境，不断遭遇“生活在别处”的孤独，不断遭遇灵魂的拷问和受难。英国作家伍尔芙说，俄国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只有“灵魂”。20世纪俄罗斯的“灵魂”在流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