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跟普希金的作品结缘，是在20多年前的中学时代。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借到一本戈宝权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编译的《普希金文集》，我平生第一次被诗歌的非凡魅力所征服！普希金那朴素、凝练、动人、明朗如水晶一般的文笔使我深为倾倒。书中收入的几十首诗，我几乎能全部背诵。花了两三天时间，我将长诗《茨冈》抄录下
普希金的中国粉丝，又有谁不熟悉大翻译家戈宝权呢？他编译的《普希金文集》，从1947年初版起，10年间共重印9次，总印数达12．4万册，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的印量！
1988年，我有幸得到了戈老签名钤印惠赠的新版《普希金诗集》，北京出版社1987年首版，塑面软精，装帧精美，图文并茂。扉页戈老题字：“1988年6月30日，时为参加全苏联‘普希金诗歌节’归来之日。”有意思的是，因戈老给我题字时年事已高，写的字又细又密，有好几个字我根本无法辨认，只得写信并寄去复印件请教他的夫人梁培兰老师后才弄清楚。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1995年的《普希金文集》七卷集，寒斋的书架上原有四卷，是在邻县的新华书店里发现的。虽不全，我亦欣然购置。因出版有年，为了配齐全套书，我只好给该文集的主编卢永先生写了一封信。不久收到回信说：“看到你的信，很让人高兴。我爱普希金，没想到，在遥远的贵州，还有一位爱普希金的朋友。不过，《普》七卷集一般都是一次卖的，不零卖，你怎么会只买到几卷？我可以把我的整套拆散寄送给你。我已年纪大了，成全爱好普希金的朋友也是一乐事也！”
为了普希金，著名的翻译家冯春先生在酷暑下挥汗，在严寒中颤抖，牺牲一切娱乐和爱好，把每个夜晚都献给普希金，利用20年的业余时间，独立翻译出版了洋洋十大卷《普希金文集》。得知我的藏品尚缺他翻译的普希金小说后，慨然将两册签名寄赠给我，说：“这两本书除收入《普希金小说集》外，还收入普氏的一篇重要散文，内容更丰富，我想可以满足您的需要。”
华东师范大学的退休教师王智量先生，从22岁起就与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已过了古稀之年，还在孜孜不倦地修改和校订。从1956年他开始翻译《奥涅金》，到他只剩头上一顶“右派”帽子，失去干部身份、健康甚至户口来到上海时，随身的行李是几袋书和一只盛满各种各样碎纸片（都是《奥涅金》的译稿）的手提包。“文革”中，智量先生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默默地坚持翻译这本俄国文学的“皇冠”，译稿又至少重译重抄过上十遍。直至1985年，这部穷尽先生半生苦功，几遭劫难的译本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问世。智量老师在给我的信中说：“谢谢您喜欢我的译文，请多多指教才是！书我是托人从浙江买来的，可能有错页，请您仔细查看。收到书以后，望能告知，以免挂念！”赠书的扉页上，智量老师写道：“愿我们一同学习，一同进步。”
普希金有几句诗这样写道：
“我们走吧，无论上哪儿我都愿意，
朋友们，随便你们想去任何地方，
……
不管是到遥远的中国长城边上
……”
其实，向往长城的普希金并未真正到过中国，但他伟大的作品却永远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心中。他若九泉有知，在中国有这样一大批传播者和知音，我想一定会为他们写一首激情澎湃、感人至深的优美诗歌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