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英)R・H・托尼著，赵月瑟、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26.00元
韦伯和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托尼生于1880年，正值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在青年时代见证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年代后，托尼这代人迎来的是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崩溃，以及人类历史上两次空前的自相残杀。这一代人中的知识分子，许多都对百病丛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抱着深刻的疑虑，并尽其所能地为它开出医治良方。
托尼正是其中的一员。托尼先后任教于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并于1920年获得伦敦大学经济学的教职，直至1949年退休。托尼始终将剖析现实的荒谬和不公平作为自己的人生职责。不过，他不是一个沉湎于书斋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个爱好行动的学者。1905年，他即投身英国工人教育协会，并始终与它保持着亲密关系（1928――1945间，他是该协会主席）；次年，参加了费边社；1909年加入工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参加了著名的索姆河战役并身负重伤；1922年，两次参加议员竞选，无功而返；二战之后，作为工党资深的智库，仍旧活跃在各种公共事务之中。托尼足够幸运，他活到1962年，尽管这仍然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但至少，一个崭新的欧洲正在崛起。
《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写于1926年，是托尼的代表作之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没能为生前的韦伯带来多少荣誉，但在当时正在迅速成为经典，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托尼以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眼光切入了这个主题。与韦伯不同，他认为，与其把资本主义归结为某种抽象的精神本质，毋宁说它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一系列相匹配的社会规范和制度。因此，历史的斯芬克斯之谜不是去探求那种精神本质的宗教起源，而是应该去理解个人主义是如何渗入到基督教欧洲的社会母体、并最终成为占据支配地位的最终法则的这一历史过程。
在托尼看来，欧洲中世纪的社会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自然与天启，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差异是不存在（至少在表面上是被消解掉的），因为自然和人类社会不过都是最高存在者某种不完备的表达，自然和神恩是同一个整体中前后相继的部分，宗教生活不过是世俗生活的完善和补充。在这个社会里，“经济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伦理学则是神学的一个分支”，支配人们日常经济行为的准则是那些直接来自于《圣经》的粗糙、朴素的教条。而显然，这些教条与资本主义是格格不入的。随着宗教改革的爆发，这种局面被彻底改变了。不过，按照托尼的观点，这种转变具有非常的讽刺意味。无论是路德还是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先驱们并不试图背离中世纪的传统，他们理想中的社会秩序仍旧是自然与神恩的统一，宗教的准则就是世俗的准则，任何试图将商业交易和社会制度同宗教分离的企图“不仅在道德上应该受到指责，而且从理论上看是荒谬的”。但是，这些人在将宗教生活的主导权交给个人的心灵时，却同时也带来了个人主义的幽灵。“个人需要对自己负责、没有人能够拯救自己的弟兄、宗教的本质就是用自己的灵魂同上帝接触”，这种宗教上的个人主义助长了世俗生活中的个人主义，最终使得宗教改革的方向与先驱们的理想背道而驰。一种新的关于宗教生活的态度（哲学）出现了，“它的核心是一种二元论，它不再把生活中世俗的层面和宗教的层面当作一个大的整体中前后相继的阶段，而是当作平行的、独立的领域。它们受到不同规律的统治，用不同的标准判断，服从不同的权威”。托尼的结论是，某种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在宗教改革之前已然出现在欧洲，宗教改革不过是为它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取得胜利开辟了道路。
对比一下托尼和韦伯的观点将是非常有趣的。韦伯为资本主义披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但托尼却说这是皇帝的新装。韦伯强调，新教的教义（尤其是加尔文的双重与定论）认为在人与神之间是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在神不可测度的威严面前，人是无所作为的，得救与否完全不由人的意愿和行动而改变，一切均是神的意旨。这种晦暗严峻的教义没有带来消极遁世的结果，反而激发了人们追逐此世成功的热情，因为每个人都需要在神和其他人的面前证明自己是有幸被拣选的那一个。因而，勤劳、禁欲、忍耐、节制、高效而明智的对待工作和生活，成为新教徒的价值取向，而这恰恰正是中产阶级最为典型的精神特质。所以，资本主义取得成功的关键，是现世的生活和彼岸的拯救这对原本尖锐对立的矛盾在其中达到了和谐的统一。然而，如前所述，托尼的观点与此完全相反：资本主义取得成功的关键恰好是因为此世生活与彼岸拯救的彻底分离，没有这种分离，便不可能将经济生活从基督教的普世伦理中解脱出来，也必然不会有资本主义的胜利。当然，我们不能将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异看得过于机械和绝对。托尼其实并不反对韦伯的一些基本观点，比如新教教义及其伦理取向的确有助于资本主义的生长。与韦伯相比，他更强调历史元素之间的互动关系：资本主义受惠于宗教改革，反过来，宗教改革也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走向深入。
值得一提的是，托尼并不认为宗教拯救从世俗生活中退隐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当宗教的道德从经济生活中消失之后，结果是人成为工具，效率成为目的，而“如果把效率从一种工具转变为基本的目的，这样就会毁掉效率本身”。他引用凯恩斯的话说：“现代资本主义是绝对反宗教的，它没有内部联合，没有多少公共精神，通常（虽说并非总是）仅仅是一群有产者和逐利者的聚合体。”托尼警告人们，在生气勃勃的经济生活的面具之下，资本主义的巧取豪夺、钻营逐利正在毁掉人类生存的根据，人的精神世界如果不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进化的话，人类的命运必然是可悲的。
托尼文辞华丽，笔调优美，一生著述颇丰。除了《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外，代表作尚有《16世纪的土地问题》（1912），《贪婪的社会》（1920），《中国的土地和劳工》（1932）等。其中，《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贪婪的社会》尤有影响。本书的翻译出版，相信对于我们了解托尼的思想，以及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