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后：当代汉语诗歌论丛》，曹成杰，李少君主编，南方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20.00元
我一直认为批评应该坚持一种精神：理性、客观、严肃。
批评精神让行使批评权力的人在面对文本时，他们需要做的是一种理性批评，好坏都不做掩饰，行文理智而非情绪化，针对文本而不是针对人。一行对理想口语诗歌的可能性提出严肃的写作理念；周瓒对中国女性现代诗歌成绩的肯定和不足的分析；赵月斌在肯定江非诗歌的同时，也给了这样的评定――“没有深刻触摸到大地的神经，没掘到人类普遍内心的深处”……这样的理性批评在《九十年代以后》里面随处可见。
而《九十年代以后》里面还有一点令人兴奋的是对“诗歌标准”的问题重提。“自从‘盘峰诗会’之后，诗歌的分化现象似乎越来越分明，同时关于诗歌标准的问题逐渐被搁置，关于诗歌写作中涉及的重要诗学并没有得到理论的澄清。”李润霞这话可分出两个意思：批评的混乱和诗歌标准搁置。批评的混乱那是因为批评精神的缺席，批评权力的滥用；诗歌标准的搁置是在批评精神缺席的情况下发生的。没有了批评精神的契约，批评者任意改变诗歌标准，则批评将变成一种炒作的工具。
靠策略来引起社会关注的诗歌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查阅中国这些年诗歌相关资料：“民族性”、“中国性”、“草根性”等成为社会热门话题，90年代以后民刊和诗歌年选本的大量涌出，直至繁荣的网络诗歌中精华帖子和网刊的出现（民刊、年选、精华帖子这些现象都含有准诗歌标准的衡量――加“准”字是因为这些标准大多缺失批评精神的监督，唯个人喜欢或人情来标定），这也说明了大家还是需要诗歌标准。李少君点中了诗人和批评家们的穴道：“有人反对诗歌标准的说法，理由是会扼杀诗歌的多样化。其实这是没有想透彻的缘故。其实在诗歌的发展历史中，会不断有人提出标准的树立，但能否被广泛接受，成为共识，却并非提出者所能把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标准的不重要，恰恰相反，经过了广泛讨论，接受了时间考验的诗歌标准的确立，对诗歌的发展、传播是有好处的。”
很多诗人在抱怨着人们对诗歌的忽视，抱怨社会环境的恶劣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是否反思过问题的根本呢？真正消费阅读那些诗歌选集的人们多是一些诗人和批评家而已，自吹自擂、自导自演的黄袍加身的闹剧里面，不过是诗人的自恋罢了。很反讽的是那些反对标准的人们和诗评家对诗歌作出的指手画脚――既然没有了标准，那么你们的反对和批评又是基于什么？当编选、加精、批评等动作发生时，也意味着你心底有了一个标准，不承认标准则否定了那些动作发生的权力合法性和意义。
其实，《九十年代以后》可作为《草根诗歌特辑》补充来阅读，它们之间有一条连贯的线索――诗歌和批评的编选中体现了李少君草根性和批评精神的坚持。“草根性”的诗歌标准里面，“草根”都在强调着“个人性尤其重要，是一个基础”，更是针对了在速度中浮躁生活的诗人们的雷同写作现象。
1990年代以后，我们“应该倡导对话与讨论，打破隔阂，寻找和探询某种共识和尺度”，而《九十年代以后》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坚持了批评精神和诗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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