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美]白馥兰著，江湄、邓京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30.00元
《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
第一，空间科技与性别。
晚期帝制中国房屋的物质结构是三种想象性建筑：一是礼的空间、儒学价值观的具体化，它以祖宗牌位为仪式中心构造而成，将家族统系纳入父系血缘关系的历史、地缘网络之中；二是与宇宙（风水）有关的、有能量的空间；三是展现着关于人的观念的文化空间，提供了长晚之间、主仆之间、男女之间相互区分的界限。其中，在家内的男女分隔和妇女的幽居是晚期帝国社会公共道德的核心因素。男人的领地是家外，女人的领地是家内，其作用是互补的。男女的工作是严格区分的，上层阶级的男性从事学术或入仕，下层阶级的男性是当农民、手工业者或商人，女性负责做饭、照顾孩子和老人、纺织和做衣服，但女性的工作被认为对外部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将妇女禁闭在内室，对家内男女亲属之间的接触有着严格的限制，虽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控制她们性欲的方式。不过，女孩成为母亲后将获得权力与权威，这使女人很少质疑现有体制；已婚妇女确实是丈夫家中的囚徒，但在家中她又有着丈夫所没有的自由，如有自己的房屋、自己的箱子、与孩子在一起的安静生活等等。
第二，生产科技与性别。
中国古典的性别分工是男耕女织，妇女的织布将家庭连接进社会之中，这在婚礼和丧礼的仪式中特别明显。织布不仅有直接的经济价值，而且可以培养德性，它教导着基本的妇德如勤奋、节俭、有条理和自律。同时，像房屋一样，布料也是人类的表征符号，它区别等级，提供修饰。因此，国家再分配的经济领域要求维持一个分立的女性生产部门，并凸显女性对于家庭以及履行国家义务所作贡献的重要性。
第三，生育科技与性别。
生育科技主要由医学来承担。中华帝国后期的正统医学都将妇女的健康放在胎儿的生命之上，精英男性的正统生育文化给予妇女以生育的自由和尊严，认为母亲最重要的贡献是教育孩子，孩子经由母亲的道德价值观念的灌输从生物体上的人转变为社会意义的人。这样，晚期帝制中国母亲的意义不仅是身体的，更是社会的。
由于本书将科技视为建构性别的制度和文化力量，所以它不仅是别开生面的科技史，而且也是一部独特的妇女史。传统的科技史以西方生产力发展的模式衡量中国，认为140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没有重大质变的停滞和衰落的时期。但本书反对以西方的科学标准评估中国传统社会的科技成就，主张将科技看作是表达与塑造中国文化、社会形态的有力的物质形式，这就重写了中国的科技史。
作为多卷本《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策划者李约瑟的学生和传人，白馥兰认为，一种科技就是在其社会语境中行使的技艺，正是这一社会语境给予生产出的物品以及生产它们的人以意义。在这个意义上，科技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生产人自身：制作者被制作所塑造成，应用者被应用所塑造成。在晚期帝制中国的特殊语境下，统治者的目标是社会安定和适度的富裕而不是不受控制的财富的增长，科技也就在这样的语境下参与着性别的建构，性别也强化着这样的语境。于是，与以往对传统女性的看法不同，本书认为科技史中妇女并非父权、夫权的被动牺牲品，她们通过在家内工作对家庭自身和外部世界做出物质的、社会的、道德的贡献，因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社会秩序的有力参与者。
近十多年来，海外的中国性别研究著作以《内闱》、《闺熟师》、《缀珍录》三本书为代表，它们放弃男性/女性对立的二元模式，注目于妇女实际的生存状况，改变了妇女特别是精英阶层的妇女只是被动适应旧制度、旧文化的传统看法，指出她们也主动地参与了历史的创造。《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总的思想趋向与它们是一致的。而本书将妇女研究伸展到极其重要的科技领域，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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