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2日中午，我接到电话，得知郑成思先生9月10号晚上去世了。拿着电话，我半天没有出声。
一个月前，我和先生还通过电话！
眼泪开始顺着脸颊慢慢地流。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我在《光明日报》上采写了三篇有关回忆我国著名法学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郑成思先生的报道，这些报道在国内外都
我不想再打官司了
我第一次认识郑成思先生是在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当时，我做为光明日报负责人大会议报道的记者前去采访郑成思先生。那时，他住在京西宾馆。采访的时候，春天的阳光肆意地洒在他身上。先生的精神很好，和我谈笑风生。只是说到和某网络公司打的官司时，他的神情暗淡了下来。
“打官司太累了，我今后再也不想打官司了。”这是整个采访过程中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您是知识产权专家，您都不想打官司了，普通人怎么办？”我问他。
“是啊。”郑成思感叹到：“我们从2004年3月开始起诉，到现在快一年了，还没有结束，我的很多精力都耗在这上面了。”回到报社，我写了一篇人物特写《郑成思不想打官司》，通过他的讲述，反映国内目前知识产权维权的艰难。后来因为版面原因，这篇报道没有刊出，我心里一直感到遗憾。
2005年6月，我收到郑成思先生给我发来的一封邮件，告诉我：2005年6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郑成思等七位作者诉该公司侵犯版权一案做出终审判决，驳回该公司上诉，维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12月20日做出的一审判决。根据一审判决，该公司经营的数字图书馆构成对郑成思等七位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犯，应当停止侵权，公开向作者道歉，赔偿损失，承担全部诉讼费和律师费等。至此，这一沸沸扬扬的网络侵权案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问先生能否就此事写个评论？先生说让其他专家写。文章拿来后，我们考虑到各种因素，在编辑时将侵权人的名称删除了。这篇文章刊登在6月22日《光明日报》上。我给先生寄了报纸，2005年7月19日，我收到了先生的电子邮件：
6月22日报纸已经收到。非常感谢您。该报道删去了侵权人的名称并不要紧，关键是把提倡在网上也要尊重他人知识产权这个中心意思报出来了，就达到了宣传《著作权法》与教育网络业界的目的。我们知识产权中心的同志都对您的帮助深表谢意。
我的所有著作不及吴仪讲次话意义大
2005年7月21日，先生又给我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读后让我深受感动。
蔺玉红同志，您好。
今向您提供一则与我国知识产权有关的学术动态，供您参考及选用。
我从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及英国《知识产权管理》杂志得知：2005年7月中旬出版的、在国际上有很高权威性的英文《知识产权管理》杂志7/8月合刊号上，刊登了该杂志评出的“世界上最有影响的50位知识产权人物”（the top 50 IPR figures with most in fluence)。其中中国有4位：郑成思、吴仪、王景川（中国知识产权局原局长）、蒋志培（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这说明国际上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及知识产权学术研究成果非常重视和关注。“郑成思”已经是第二次被该刊列入“世界知识产权界最有影响的50人”。
该刊称“郑成思是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界成果最丰富的人”。可能国际上评选更看重学术成果，将我列在中国四人中的第一位。但我明白，我的近40部中英文知识产权著作，肯定不及吴仪同志召开的一次知识产权工作会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更大。故我们报道时，应当将吴仪同志放在第一位。
在该50人当中，有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伊德里斯（Idris）、德国马克斯-普兰克学会专利研究所所长施特劳斯（Strause）等。
如果您希望进一步确认这一消息或了解更加详细的报道，可以登录该国际杂志的网站：http://www.managingip.com。其中是该杂志关于的有关“世界上最有影响的50位知识产权人物（the top 50 IPR figures with most in fluence)”的信息，可供您参考。
祝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郑成思
我能吃的水果只有苹果
今年3月份，我在主编光明日报数字生活版时，正赶上一位博客写手状告一家商业网站侵权。我想约先生写一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过了一段时间，3月20日，我收到了他的回信：
蔺玉红副主编，您好。因邮箱已改，今日方收到您的来信。昨接通知，近日要为领导讲课，正集中准备。现介绍给您两位网络知识产权专家李祖明、周林（数年前均是我的博士生），您可选择采访其中一位，告其系我所介绍，其必圆满完成您的任务。随后他写上了这两位专家的联系电话。
我给先生回信，希望他能再给我一个能随时联系的电话。他回信告诉了我他家里的电话，还说，他不用手机，为了保证一年能写一本书。
2006年6月底，报社因为要宣传7月1日开始执行的《信息网络传播保护条例》，我给先生发邮件，问他何时有时间，想采访。先生很快回信，告知我他最近的时间安排。但我因为那两天得了重感冒，没和他及时联系。病好后，我赶紧回复了邮件。后来又往他家打了一个电话，他第一句话就问我：“病好了？”当时，我的心热乎乎的，没想到一个国际知名专家对一个年轻记者这么关心。我问他到哪采访？他说：“到我家来吧，我现在基本上在家办公。”
6月底的一个上午，我如约来到他家。这是一个简陋的三居室，也就70多平方米，没有装修，墙壁斑驳、家具破旧，他的卧室也是书房，书桌上摆满了一堆堆的资料。我在脑海里一遍遍问自己：“这是郑先生的家吗？”
我为他带去了一套咖啡礼盒，搁在了进门处。
采访用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把自己对这个条例不太清楚的认识提出来，请先生做了详细的解答，那时的他，看起来精神还好。
快走的时候，先生送给我一本书，还笑着对夫人说：“别小看这姑娘，她可是光明日报的一个主编呢。”
到门口，我把咖啡送给先生。先生说：“我动了癌症手术，现在不敢喝咖啡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我的心却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上下翻滚。我和先生交往了这么长时间，对他的病情却浑然不知。
“那您能吃点什么？比如水果？”我问先生。
“水果里，我只能吃点苹果。你不用管我，我太难伺候。”先生说。
“秋天到的时候，我去郊区，为您摘一篮回来。”我说。
“那倒行。”先生笑了。
稿子写好后，我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先生，7月4日，他给我回信：“稿子已改好，改过的地方加了黑字。”
7月6日，光明日报刊发了我对先生的独家专访《非公益性网络传播必须付费》，该文后来在国内被多家媒体和网站转载，在业内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8月1日，我给先生家打电话，说报社8月4日要举办“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研讨会”，这个会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希望能请他这样的大家出面。先生对我说：“这阵，身体特别不好，肯定去不了，很抱歉。你找中国版权协会的沈仁干，他对这个话题深有体会。”电话那头，我听出先生的喘息声，我说：“能不能去看看您？”他说：“不用了，我特狼狈，别来。”
谁知，这竟是我最后一次与先生通话，听他那热情而谦和的声音。
如今，北京最好的季节来了，硕果飘香、金秋送爽。但我不知，要去哪里才能让您品尝到我亲手为您采摘的苹果？我不知，要去哪里才能再见到您那如家父般和蔼的容颜？我更不知要去哪里才能再听到您那聪慧睿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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