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阿娜・法拉奇在1953年
本报记者康慨报道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内，有一篇采访录。提问者一开始便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答：“永远要保留下去。”
我们不要忘记，这次采访发生在1980年。刚刚走上正轨的中国，很多问题等待着回答。这一问一答，传达出了太多的信息。
采访邓小平的女记者名叫奥莉阿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那一年她51岁，作为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女记者，正处事业的巅峰。她对许多世界领袖的访谈合集，后来以《风云人物采访记》为名，多次在中国出版，成为80年代中后期那一批大学新闻系学生的课外圣经。那时，我们怀着极大的敬意，学习着所谓“法拉奇的采访艺术”――一针见血，内力惊人，有时不免愤世嫉俗，甚至言语放肆，刻意挑衅。
法拉奇小姐因癌患不治，于9月15日病逝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老家，终年77岁。
恋爱者
1929年6月29日，奥莉阿娜・法拉奇生于佛罗伦萨，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木匠的女儿。二战期间，她和父亲一道参加抵抗运动，曾帮助多位盟军飞行军成功脱逃，并因此学会了英语。
她曾以“不断的轰炸，恐惧，饥饿”来形容人生的这一阶段，日后她与世界政治领袖们的谈话方式，亦深受这一时期经验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她步入新闻界，担当《欧洲人》（L'Europeo）杂志的罪案记者，随后被派往越南战场。她的顽强作风和视角独到的报道，开始为她赢得美国一些最著名报刊的稿约。随着她的采访文章不断在《纽约时报杂志》、《华盛顿邮报》、《生活》和《新共和》上出现，她的知名度也迅速扩升。
这一阶段的采访活动中，不能不提的是她与希腊诗人和左翼政治活动家亚历山德罗・帕纳古利斯（Alexandros Panagoulis）的关系。后者被控图谋刺杀军人当权者而被捕，并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1973年，帕纳古利斯出狱，采访者法拉奇最终成为他的情人。数年后，帕纳古利斯死于一起疑点颇多的交通事故，法拉奇声称这是政治暗杀，并于1979年出版了以帕纳古利斯为原型的畅销传记小说《男子汉》（AMan，数种中译本中，也有译名为《人》者）。
1975年出版的《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Letter to a Child Never Born），也与这一段恋情和她本人的流产经历有关。
采访者
帕纳古利斯死后，法拉奇重回战地，深入中东，报道黎巴嫩和伊拉克的战争，除了尖峰人物的独家专访之外，她还以在炮火中镇定自若地涂指甲油而闻名。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她为完成对当时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的专访，不惜守在沙龙出没的亚历山大酒店门口，甚至冲到沙龙的吉普车前，扒住车门不放。
她终于如愿以偿。沙龙对她说：“我知道，你又往自己的项链上挂了一具新头皮。”
她强悍的采访作风尽人皆知，政客闻其名，往往避之不及。有勇敢又自认为聪明绝顶者，如亨利・基辛格博士，却不惜挺身向前。
越战期间，美越在巴黎和谈，法拉奇采访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权力对你的诱惑有多大？”她问，“还是说点儿真话吧。”
基辛格说，他感到就像“一个策马单独走在车队最前头的牛仔，一个孤身骑马进城的牛仔。”
事后，他称自己这番话绝对是“我接受所有媒体记者采访时最为灾难性的一次谈话。”他说自己可以肯定，这次采访将被供奉在法拉奇的“新闻圣殿”上。
法拉奇确有自己的“新闻圣殿”，她为《华盛顿邮报》对邓小平所做的两次专访或许就在其上――她曾罕见地公开盛赞采访对象的“智慧”、“坦率”、“文雅”和“出类拔萃”。
她长期被视作左派，毫不掩饰自己对恶行、极权和暴虐的厌恶，也敢于触碰某些禁忌性的话题，如妇女权利和战争责任，并当面质问，有时肝火上升，甚至拍桌子，摔凳子，撂挑子走人。采访伊朗领袖霍梅尼时，她的提问令后者不快，霍梅尼回敬她，意指她不配当“正经女人”，法拉奇果真拂袖而去。但一天之后，又主动回头，继续采访，霍梅尼感到难以置信，气得哭笑不得。
她的采访，从来都是原原本本，一字不落地记录问答全程，似乎其中的是非曲直，全部交由读者自行判断。事实却并非如此。在采访全文之前，她均另附前言，将个人观点融于其中。比如，她称基辛格为“比冰还要滑的鳗鱼”，又称南越总统阮文绍“如此之小，如此之失落，如此之孤单”。
并非每个人都赞同这种采访方式，传统的西方新闻教科书里也不会将它立为准则。美联社上周发布的法拉奇讣闻，便不无嫌恶地在导语里指出，她的成名有赖“粗暴的采访和挑衅性的姿态”。
右转者
法拉奇后来长居纽约，亲眼目睹“9・11”事件在身边爆发，立场因此急剧转右，先写成八万字的长文《愤怒与自豪》（The Rage and the Pride），2004年又以意大利文出版《理智的力量》（La Forzadella Ragione）一书，激烈抨击欧洲和罗马教廷在面对外来文化和移民时软弱无力，结果引发欧洲知识界，特别是阿拉伯裔知识分子的广泛争议。去年，一位意大利法官还向她发出传票，以写书“诽谤”伊斯兰教为由，要求她回国出庭受讯。
此案尚无结果。法拉奇于今年回到佛罗伦萨，但并非应诉，而是自感时日无多，准备终老于家乡。
她一生多次堕入死地，面临危境。1968年，在墨西哥城，当军队屠杀示威的学生时，她身中三弹，幸大难不死。
1993年，法拉奇再访中国，这一回，她成了主角，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结果学生们乘坐公汽，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据当时的亲历者回忆，学生们冲破主办者的拦阻，将会场，甚至走廊也挤个水泄不通。《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的中译者之一毛喻原曾经写道，当时一位意大利语专业的学生站起来说：“我不是来问问题的，因为我从学会阅读起就一直读您的书，我已经知道您的答案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同学向您表示感谢……因为通过您的作品，您教给了我们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勇气与自由……请您不要死……我们非常需要您。”
她还是死了――13年后，骄傲地死在家乡。
9月17日，法拉奇小姐入葬佛城的桂墓（Cimitero degli Allori）。葬礼不对外开放。她终生未嫁，亦无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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