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的狂欢――论鲁迅及其来者之故事新编小说中的主体介入》，朱崇科著，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1月第一版，28.00元
研究中国的文化遗产，不外
崇科此著的研究对象是鲁迅及其他人的“故事新编（体）小说”，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利用狂欢化理论重读鲁迅的《故事新编》，并试图从众说纷纭中探掘出一条相对接近‘真实’的阐释和说法，竭力找寻可以评判此次文类小说书写优劣的灵活标尺。”在崇科看来，故事新编体的小说，是具有狂欢品格的次文类，而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理所当然地成为阐释这一次文类的利器。因此，崇科先用了相当的篇幅对巴赫金的理论予以阐说，而这一部分，最为明显地见出作者深湛的学术功力与渊厚的理论积累。他不仅详细梳理了几乎所有的巴赫金研究著作，更折衷是非，参以己意，从而形成了自身对巴赫金的独立见解。他以严密的逻辑论证了在巴赫金思想体系中，狂欢化理论所具有的本质性的占主导的地位。而复调、对话的概念，也在巴氏理论序列中有了自身的明晰定位。
如果仅仅是以巴赫金的理论来套鲁迅或者其他人的故事新编体小说，这无异于又一次整理国故。朱崇科的学术魄力不允许他这样做。在该著的中编“鲁迅的《故事新编》：走向狂欢”中，他不是简单地预设巴赫金的理论框架，再把鲁迅化整为零，填入其内，而是以充满对话精神的态度，既导演了一场鲁迅与同时代故事新编小说作家的对话，又导演了一场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对话，在这一部分里，鲁迅的《故事新编》从来就不是作为巴赫金的一个例证，而是作为一个独特的次文类，反过来丰富、深化了巴赫金的理论。不仅如此，崇科更在第三编中开出了狂欢化书写在故事新编体书写中的谱系。我认为，这一部分恰恰是他写得最自由、也是对巴赫金理论发展做出最多补充的一部分。我相信，在写作这一部分时，朱崇科的内心也正充盈着狂欢的精神。
然而，狂欢的精神并不曾妨碍该著的论证严谨、思维缜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崇科对于现当代小说文本的熟悉程度，尤其是对于世界华人文学文本的熟悉程度，都是新一代学人中所罕见的。不过，在论证鲁迅及其来者的故事新编体小说时，作者却不曾留意到一位重要人物――聂绀弩。聂氏曾被誉为鲁迅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人，他晚年因其“绀弩体”旧体诗而再一次被文学史家所关注，但聂氏的小说，也是完全继承鲁迅，甚或对于鲁迅是亦步亦趋，这就很少有人知道了。我本人也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读到他的小说集的。我曾就聂绀弩的故事新编体仿作与鲁迅的开创之作相比照，认为他们的小说应该都受到《庄子》的影响。《庄子》有所谓卮言、寓言、重言，据杨宪益先生解释，卮言的大意是凭空发论而非假借古人姓名，寓言藉外论之，即假借古人姓名发论，重言则是假借同一古人姓名发论。而寓言、重言，都是最早的故事新编体小说。
我这里所举出的反证丝毫无损于崇科让巴赫金与鲁迅对话的价值，反而更足以说明：狂欢化的精神是人类最基本的精神之一，庄子如此，鲁迅如此，聂绀弩如此，朱崇科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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