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间的隔阂就是如此地不可预料与低估，正当一方以为完全理解了对方、已经亲密无间的时候，冲突发生了。这时一方才发现，对方仍然是一个谜。对于中国人来说，德意志民族恐怕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个谜，一个童话般美好而难以捉摸的谜。
《旅德追忆――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万明坤、汤卫城主编，商务印书馆2006年4月再版，50.00元
北京春季的大风，似乎成心要把人吹到天津去；飞机窗外一望无际的蓝天白云；迷宫一样的法兰克福机场；整洁冷清的曼海姆街道……1984年3月底笔者从北京首次飞往联邦德国留学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回国后，每当1980年代出生者在得知笔者“来历”后投来观摩恐龙化石般的惊异目光时，笔者就会“光荣”又无奈地觉察到，我已进入“老一代留学生”的范畴了，接下来大概就是“夕阳红”了。还好，最近看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2000年初版、今年再版、由欧美同学会德奥分会万明坤与汤卫城主编的《旅德追忆――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从中获得了些许安慰。该书按时代分5个部分，收集了共53篇文章，除了6篇出于历史学者或者留德学者后人之手以外，其余都是留德学者们的亲笔或亲口回忆。他们绝大多数已经年过花甲。年龄最大的是两位百岁老人，第二梯队是好几位九十多岁的著名科学家，随后是众多七八十岁、五六十岁的“年轻一代”。在这些老前辈面前，笔者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小留学生”。
辈分虽小，但留德时间不短，又是研究德国历史以及中德关系史的，阅读本书对于笔者来说，既是义务又是诱惑。说是义务，是不应该放过一个丰富专业知识的机会；说是诱惑，是很想了解到前辈与同辈的留德经历，或许会找到相似相近的感悟感触。可以说，这是一次知识与情趣“双丰收”的阅读经历。
留德学人的“传家宝”
首先，《旅德追忆》是一部主要由留德学人自己撰写的中国人留德史，是展现杰出留德前辈的画廊，因此也是留德学人的“传家宝”。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从1876年李鸿章派遣七名武兵留德算起，中国人的留学德国已经有130年的历史了。在这130年中，留德学子中涌现出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政界与学界的精英，如中共主要领导人周恩来与朱德、外交部长乔冠华、北大校长蔡元培、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与傅斯年、著名生物物理学家贝时璋、著名德语文学学者冯至、著名东方文化学家季羡林、著名核物理专家王淦昌、著名桥梁工程专家李国豪、著名外科专家裘法祖、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等等。虽然不能说其中每个著名人士的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留德经历，但毫无疑问，留德学人对20世纪中国的崛起与建设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其次，阅读本书，联想起这130年来的德国历史背景，不禁感慨万千。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中华民族是好学的，是有“拜师情结”的。而这种情结在中国人对德意志民族的崇拜上恐怕得到了最强烈的表达。可以说，至少在1990年以前，德意志民族虽然人才辈出，但是自身还未找到一条康庄大道，一直还在迷茫、摸索与奋斗之中，短期的自我膨胀都很快被失败与灾难所毁灭。但是，中国人对“德国老师”的信心却远远超过了德国人的自信。就在德意志民族“自身难保”的一百多年里，一批又一批中国学子不远万里来到德国，拜德国人为师。不管德国处于和平与民主还是战争与独裁，是处于统一还是分裂时期，在德国的大学课堂上与图书馆里，都有中国留学生孜孜求学的身影。令人感叹的是，他们中的多数，如上世纪30~40年代的留德学子，都刻苦用功，学有所成，归国后成为了国家建设的栋梁之材，而他们离开时的德国不是正在走向战争的深渊，就是刚刚经历战争的浩劫。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又一批中国留学生“兵分两路”来到了德国，台湾的来到西德，大陆的到东德。
再次，同是一个德国，不同时代与制度下的留学生活会很不一样。且不说战争与和平时期之间的区别，在冷战时期东德与西德的留学生活也不尽相同。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东德，中国留学生可以享受到东德政府与大学跨民族的“阶级友爱”。而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西德，大陆留学生面临的却是五光十色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过，不管时代如何变更，德意志民族毕竟还是德意志民族，德国毕竟还是德国，哪怕是一分为二。20世纪中国留学生的留德经历，还是有许多相似之处。与国内最大的反差大概要数德国的大学文化传统。本书中北京大学陈洪捷教授的回忆（第693~707页）让笔者想起了自己1984年10月刚入学海德堡大学时相似的经历。在习惯了国内半军事性的、每学期一次“考试战”的大学生活以后，德国的“放羊式”大学制度实在让人感到不知所措、啼笑皆非。大学没有带围墙的校园，学生没有固定的老师，甚至没有固定的大学（可以随意转学），没有固定的班级，因此也就没有中国式的“同班同学”。每学期没有考试，却必须写三篇学术论文。上什么课，什么时候进行毕业考试，由学生在很宽松的范围内自己决定。绝大部分学生不住在学生宿舍，而是分住在私人家庭（母亲般关怀而又唠叨的房东老太太是德国大学生生活中一个经典角色）。本以为这是“资本主义”大学制度的特色，笔者却在本书中发现，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东德大学也有类似的松散特征（第303页）。而早在1936年，著名冶金学学者魏寿昆教授（1907年生）就在《北洋理工学刊》上发表的《读德国之大学教育》一文中这样表述自己前5年的留德体会“……我们读书的目的不在‘记’书，而是在以后能‘查’书。重要的是训练脑力能有分析是非、提纲挈领、领悟推绎的能力。”（第82页）德国的大学制度固然也有其缺陷，但直到今天，我们的中学与大学本科教育却仍然不能挣脱满堂灌与死记硬背的模式，这不能不让人感叹我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
中德友谊的最好见证
第四，到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虽然只是为了求学，但也必然要融入德国的社会。用文学的语言来说，他们走进了“冬天的童话”，成为了其中的角色。在《旅德追忆》中，我们可以看到1925年朱德等中国学生与德国共产党人一起在柏林街头声援国内的“五卅运动”。在被摘录的季羡林先生《留德十年》节选中，我们可以看到因战争无法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如何在二战期间与德国人一起经历大轰炸与饥饿。而在1937~1946年间留德的裘法祖先生的回忆中，我们也能看到，在战火纷飞的德国居然有着中国人救死扶伤的身影。裘先生80年代回访西德时，当年他救助过的德国人仍然记得他，前来看望他，联邦政府还给他颁发了大十字勋章。
因此，《旅德追忆》是中华民族与德意志民族友谊史的最好见证。几乎每篇回忆文章都充满着作者对自己结识的德国教授、同学、房东与朋友的深厚感情。而有意思的是，特殊的因素又会促成特殊的中德友谊，某些德国人与某些中国留学生之间似乎更有缘分。例如当1989年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与东西德国人民都在为“柏林墙”倒塌而欢呼的时候，曾于上世纪50~60年代在东德留过学的中国学者会为东德的瓦解而感到痛苦。当一位德国小伙子别有用心地邀请正在等候公交的中国女留学生搭乘他的私人汽车时，一旁经验丰富的德国老太太会插话道：“公共汽车马上要来了”，并告诫中国女子“警惕”这些德国小伙子。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不少女作者在为德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与生活处境打抱不平（如第405页、第625~640页）。
应该说，在没有大局势干扰的情况下，中华民族与德意志民族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是相当顺利的。当然，也不是没有矛盾、误会与困惑。书中有些作者就谈到了对于德国人的“复杂感情”。而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许洁女士撰写的《心灵过客》一文则是在表述这种微妙而复杂感情方面最成功的一篇（第679~692页），读起来犹如一部精彩的电视剧本，作者真不愧是戏剧专业出身。作者描述了自己与德国女房东之间从陌生到亲切，亲切中又有陌生，但最终因一件“小事”而“真相大白”、彻底破裂的感情历程。作者最终是以“雇佣关系”来解释她们之间的关系及其破裂的，在笔者看来，这可能更多的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文化之间的隔阂就是如此地不可预料与低估，正当一方以为完全理解了对方、已经亲密无间的时候，冲突发生了。这时一方才发现，对方仍然是一个谜。对于中国人来说，德意志民族恐怕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个谜，一个童话般美好而难以捉摸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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