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金瓶梅》都是说不完的古典名著。其中《金瓶梅》因其对性行为的叙写而长时期遭禁。改革开放后，各种版本的《金瓶梅》问世，《金瓶梅》研讨会也开过多次，对《金瓶梅》
在“金学”中，《金瓶梅》的主要人物西门庆又成为研究的热点。自《金瓶梅》批评家张竹坡(1670―1698)谓“西门庆是混账恶人”起，西门庆是“恶霸”、“地痞”、“坏蛋”等几成定论。1960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师生编著的《中国小说史稿》则把西门庆定性为“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现代学者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中说《金瓶梅》：“透过西门庆的个人生活”，“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从此，西门庆是“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说法，在《金瓶梅》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金学”成为显学后，有学者认为“西门庆是16世纪中国的新兴商人”，“是在朝向第一代商业资产阶级蜕变的父祖”；“如果中国的历史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向正常运转，他们就将是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掘墓人”。(《〈金瓶梅〉――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此说一出，在金学界被广为传播。西门庆究竟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还是充当“中国封建社会掘墓人”的“新兴商人”的代表，这关系到对《金瓶梅》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的整体评估。明清小说研究专家石钟扬在其新著《致命的狂欢：石钟扬说〈金瓶梅〉》（以下简称《石说〈金瓶梅〉》）中力持新论：西门庆乃流氓的典型。
“流氓”这一词语在社会上流行，当在晚清、民国以后。《石说〈金瓶梅〉》从《金瓶梅》文本的实际出发，以《金瓶梅》对西门庆的艺术描写为依据，在五个层面上用确切不移的论据阐明：《金瓶梅》中的西门庆确是明代流氓的典型。一是在性的层面上揭示西门庆是流氓。在《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个色鬼，在性爱层面上他的流氓特性暴露无遗。二是在拉帮结派的层面上显示西门庆是流氓。举凡中国的大小流氓，善于拉帮结派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西门庆所结十兄弟，都是帮闲之辈，俱是势利小人。他们麇集在西门庆的麾下，极尽沾光揩油之能事。这帮流氓正是西门庆的社会基础，而西门庆则成了这帮流氓的头子。第三，《石说〈金瓶梅〉》从贪官污吏的层面上展示，西门庆是流氓气十足的贪官污吏。西门庆通过行贿，买通当朝太师蔡京，就轻而易举地由一介流氓当上了金吾卫副千户，开始了他贪官污吏的仕宦生涯。流氓型的贪官污吏，既是《金瓶梅》的独特创造，也是西门庆区别于其他贪官污吏的本色所在。第四，《石说〈金瓶梅〉》再从官商的层面上显示西门庆是流氓。他是官商。不过，这个“官商”并非通常意义下的“一身而二任”的官商，而是流氓官商。第五，《石说〈金瓶梅〉》在价值观、道德观的层面上揭露西门庆是道道地地的流氓。西门庆不甚读书，识字不多，连读个邸报还那么费事(第四十八回)。但西门庆自有他的价值观、道德观。他在奴才面前为主子，在主子面前为奴才，在衙门，在相府，他各有一套话语，雅得那么俗，俗得那么雅，似乎都各得其所。但这些都是表象，西门庆有他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在西门庆眼里，“(金钱)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曾肯埋没在一处?”因而不管碰上谁，也不管碰上什么事，他都舍得，都敢于并善于用金钱去砸。金钱是法律的主人，法律是金钱的奴仆，一切都是钱权交易，这就是西门庆的价值观。西门庆以这样的流氓价值观和流氓道德观“加速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政府的全面的堕落、腐败与崩溃。这就是一个流氓的神话”。
就这样，《石说〈金瓶梅〉》在五个层面上展示了、表现了、塑造了西门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流氓的典型。但它并不对西门庆一概否定。在与李瓶儿的交往中，特别是在李瓶儿病死前后，西门庆对李瓶儿还是表现了一定真情；他也曾周济过穷得无米下锅的常时节；他的坐骑令同僚夏提刑艳羡，于是他慷慨送夏提刑一匹黄马(彼时一匹好马的价值，相当于今日之一辆高级轿车)；等等。但这些艺术叙写，恰好使流氓典型西门庆的思想艺术内涵更加复杂，更加丰富，更加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地站在读者的面前。石钟扬总结说：“塑造出这么个流氓的典型形象，是《金瓶梅》对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重大贡献。”
自然，《石说〈金瓶梅〉》对潘金莲的思想艺术分析也是新意迭出，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我认为，该书最有价值、最有创意的就是“破”旧说，“立”新论。假如兰陵笑笑生地下有知，他也会笑着说：西门庆这个人物典型，是石钟扬这位批评家和我共同创造的。
《致命的狂欢――石钟扬说〈金瓶梅〉》，石钟扬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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