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斯・卡洛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是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现任普林斯顿大学驻校作家、客座教授，讲授文学创作。欧茨是一位多产作家，自1963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北门边》（By the
欧茨素以揭露美国社会的暴力行径和罪恶现象而闻名，其作品在整体上构成了一幅当代美国社会的全景图，不仅生动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现实生活，特别是中下层阶级和劳动阶层的生活状态，而且触及到美国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如学术界、法律界、宗教界、政坛，乃至拳击、足球等体育运动。从表现形式上看，美国文化传统对欧茨的影响显而易见，在继承马克・吐温、德莱塞、斯坦贝克等作家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她尤其擅长使用心理现实主义手法，注重用多样化的艺术形式刻画人物内心世界。尽管她的某些作品尝试运用了心理分析、内心独白、意识流、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等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但是评论界普遍认为，欧茨的创作思想根基主要还是现实主义，因此她惯常被称为“具有巴尔扎克式雄心”的现实主义女作家。近几年，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欧茨又将她敏锐的现实主义触角伸向了犹太题材。
短篇小说《表姐妹》（The Cousins）可以说是欧茨新近发表的又一心理现实主义力作，内容涉及犹太民族的特殊经历――二战时期纳粹灭绝犹太种族的大屠杀（the Holocaust）。这个书信体小说最先发表在《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2004年7月号，2005年入选《美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选》，2006年4月最新出版的欧茨短篇小说专集《极度孤单：1966－2006新作加精选》（High Lone some: New & Selected Stories 1966-2006）中也收录了这篇小说。该作品从头到尾全部采用书信形式，包括了两名年过六旬的美国犹太裔老年妇女从1998年9月14日到1999年10月12日之间的29封来往信件。故事的起因是芝加哥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弗丽达・摩根斯顿出版的一本回忆录《死里逃生：童年往事》，这本书被一名自称“丽贝卡・施瓦茨”的美国犹太中产阶级妇女偶然读到。从摩根斯顿教授关于犹太种族“大屠杀”的亲身经历的叙述中，丽贝卡推断对方正是自己素未谋面却一度朝思暮想的、二战期间失散的表姐，于是便不断地写信给对方追忆往事，并且执著地要求“认亲”。小说正是以“认亲”的结果为悬念，通过构建过去和现在的双重语境，沿着两名写信人的双重叙事线索逐渐展开情节的。小说的现实主义层面主要在于：通信双方的来往信件真实地反映出半个多世纪以前的犹太“大屠杀”对两个人乃至两个家庭造成的深刻影响，以及创伤经历在劫后余生的主人公的心里投下的挥之不去的阴影。
表面看来，弗丽达和丽贝卡这两个主要人物地位悬殊、身份迥异：一个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经过多年来的个人努力以及与社会保守势力的抗争，终于在学术界取得了一席之地，晚年因写回忆录而一举成名；另一个则文化程度不高，在“大屠杀”前便随家人移民至美国，曾经饱尝种族歧视之苦，并且遭受过家庭的灭顶之灾，晚年隐姓埋名地过着无异于其他白人中产阶级妇人的富足而庸常的生活。抛开未知的血缘关系不谈，使两个人之间发生关联的是“大屠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更确切地说，是有关“大屠杀”的集体记忆。通过书信中提供的断断续续的线索，我们大致可以推知两个家庭的命运。弗丽达一家是“大屠杀”的直接受害者：他们在二战之初所搭乘的难民船在美国港口被拒绝着陆，随后一家人被迫进入纳粹集中营，父亲下落不明，哥哥和姐姐相继死于非命。丽贝卡一家则是“大屠杀”的间接受害者：本来满心期待亲属前来投奔，不料希望落空，全家人从此笼罩在“大屠杀”所制造的梦魇下，母亲郁郁成疾，后被父亲“无端”杀死，父亲随即也开枪自杀，丽贝卡侥幸逃脱，两个哥哥自此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了，只留下她孤身一人。事隔多年，丽贝卡早已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看上去无异于其他退休老人，内心却倍感孤独，弗丽达的回忆录偶然间唤醒了她尘封的记忆。可以说，执著地写信“认亲”，这是丽贝卡对自身犹太身份的重新认可，而弗丽达最初的一再断然拒绝则代表了她对自身犹太身份的心理拒斥。然而，这种僵持不下的对峙局面并未持续太久。丽贝卡忽然身患绝症，随着死亡的临近，两个人的位置竟然发生了微妙的互换。作品通篇采用的书信体形式为两个人物提供了充分的独立叙事空间，整体布局承载了作者对犹太身份认同问题的理性反思，从而增加了文本的复杂性。
事实上，这并不是作者首次在创作中选取犹太题材，此前发表于2003年的长篇小说《纹身女孩》（The Tattooed Girl）就已触及到了犹太身份问题，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剧作也于2005年2月在华盛顿特区的犹太社区中心（Theatre J）上演。欧茨近年来对犹太题材的关注其实事出有因。在构思《纹身女孩》前不久，欧茨才刚得知自己身上原来具有四分之一的犹太血统：她的祖母是犹太裔，19世纪末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离开德国，作为移民来到美国，随后便放弃了犹太教信仰，因此她本人最终出生在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名义上的天主教”家庭中。正是有关家族历史的这一惊人发现促使欧茨开始对犹太问题进行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纹身女孩》也是一部带有个人化色彩的作品，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暴力冲突体现了作者寻根的努力和对犹太身份的探索。男主人公西格尔是犹太难民的后裔，早年靠以父系家族的“大屠杀”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小说《阴影》而一举成名，中年以后默默无闻地过着隐退的独居生活，身患疾病却家财万贯；来自下层阶级的年轻女主人公阿尔马历经坎坷，出于偶然的机会被西格尔聘为私人助理，却偏偏“无端”心怀对犹太人的强烈憎恨，并且认为所谓“大屠杀”只是一场子虚乌有的骗局。小说的后“9.11”背景更是凸现了当下时代所特有的文化冲突，作品在发掘恐怖和暴力根源的同时向读者发出的信息也是明确的，即：打破孤独隔绝，在关联之中寻求生存。这也是作者一贯的社会观和艺术观之核心所在。在这个语境中，“大屠杀”所象征的一切人类压迫与苦难构成了这两个地位悬殊、身份迥异的社会“弃儿”之间发生关联的潜在纽带，而反犹主义（anti - Semitism）则成为造成人与人之间孤独隔绝状态的种种因素（种族、阶级、宗教等）的一个集中隐喻。
或许，新近获得的犹太身份将会继续给这位年近七旬的多产作家带来前所未有的灵感，进一步地拓展她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空间。那么，其新作对“犹太性”的个性反思能否被纳入索尔・贝娄（Saul Bellow）、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菲利普・罗思（PhilipRoth）以及辛西娅・奥兹克（Cynthia Ozick）等人开创的美国犹太文学传统，甚至最终为欧茨在美国犹太文学中赢得一席之地呢？这个问题的答案的确值得我们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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