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16日，《南方人物周刊》创刊，两年过去了，杂志上并没有出现高调庆祝两周年的纪念文章，写下这些只是表达对于它的关注。
台湾有个导演，叫侯孝贤，他说过：“要怎么样还原历史，可以用文字，但是能读的可能只是一部分的人，所以我想把它还原成影像。电影是投射在人的角度，因为历史的复杂性、多样
其实《南方人物周刊》和侯孝贤所要表达的都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对历史的尊重，只是他们各自的表达方式不同，一个用文字，一个用影像。
记录我们的命运――《南方人物周刊》在发刊词中写下的宗旨。它记录的是我们的，你的，我的，他的命运。注定了它是平民的，平视的，它把关注的目光一次次地投给了普通人：《重庆知青八姐妹》，《章桦从发郎女到摄影师》。讲述的多是普通人成长和成熟或成功的故事。这也注定了它不是高高在上的、曲高和寡的。小人物的命运同样会牵动我们的心，在他们的故事中可以看到我们自己。
它的野心很大，“为历史留一份底稿”。它要做的是记录和还原历史，记录当下的历史，还原过去的历史。记录和还原的最高标准即是“真实”。而对于《南方人物周刊》来说，“真实”是靠人来呈现的。在我们的概念中，历史多是由那些宏大的叙事组成的。它高高在上，悬在半空，触摸不到。中国的历史不缺少宏大的叙事，而藏在历史背后的是人，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或许闻名于世，而历史更多的是由普通人汇聚的。《南方人物周刊》显示的是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在传统意义上他们或许卑微，或许渺小，而《南方人物周刊》所做的是还原，它不吝惜把目光一次次地投向历史中的“小人物”，为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找一个窗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976-2006唐山孤儿》，《老兵悲情传奇》。这些故事是现实的，是鲜活的普通人的故事。它提供的是历史的另一个视角，让历史变得有血有肉，可感可触。
我们对于当下的历史有时是看不大清楚的。“盖棺论定”，教科书上的历史是后人总结的。我们摸不清时代的脉搏，缺少对时代的把握。对于当下，《南方人物周刊》做的只是记录，对普通人的记录。它提供给我们的是《我的理财生涯》、《活该“房奴”》，提供的是范本也是参考。2005底，它把主角的位置交给了中国矿工，一个特殊的群体，中国矿工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人物，依旧的平视和对生命的尊重。对于时代，它做的还是记录：《十个人的1976》、《1976-2006知青沉浮录》、《30年30位符号人物》。这里面有你，有我，有他的故事。时代的脉络通过个体的一一呈现而逐渐清晰。这份底稿留下的不是冰冷和硬邦邦的记录，是身边的真实。
它的定位也很平实，只是记录和还原，不做评论。记录的是人，免不了主观。幸好我们看到的《南方人物周刊》为不同的声音提供了发言的场所。我们一次次地看到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易中天：学者明星电视制造》、《到底谁在说谎丘成桐回应北大》、《李银河掀起“性”风暴》，一次次它把人物推到事件的中心。它也是聪明的，论断的事还是交给别人来做。它只是呈现，无他。至于什么是真实的，个人有个人的看法。记录的真实和真正的真实似乎只能无限趋近，不可能完全重合。而如何呈现“真实”就是最大的问题。人都是爱看戏的，都希望看到争鸣或是冲突。只愿这种争鸣和冲突的呈现并非刻意而是自然。
公众人物的看法在《南方人物周刊》占据了大量的话语空间，我们有时是愿意听到“权威”的声音的。这时他们充当的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角色，他们承担了另一个身份的责任――心理医生，负责给我们的想法以印证或疏导。与此相伴，多数如你如我一样的普通人的“看法”只是淹没在“精准”的统计数字中。我们也同样关心普通人的想法，他们的观点我们也愿意倾听。多一点我们自己的声音，或许在下一个两年里，我们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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