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国家走上征途

中央机关于1934年10月12日到达于都，又乘夜色朦胧穿过了于都。几千名挑夫（一天付

红军长征时一天的生活：一般是清晨六时吹哨，但也常常五时或四时吹哨。起床后用15分钟时间整理行装，归还借来搭床铺的木板、门板和稻草。再用15分钟洗脸、刷牙（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战士都刷牙）、吃早饭、领干粮、整队。有时先头部队领完干粮，米桶就见底了，其他人什么也领不到了。如果是宣传员，身上背着背包、挎包，腰里别着手枪，手上拎着一桶贴标语用的糨糊。卫生员呢，要背起药箱，里面装着凡士林、碘酒、石炭酸、阿司匹林、绷带和脱脂棉。每人负重约十一二公斤。早晨出发前告诉大家当天的路程。白天休息两次：上午休息一次10分钟，午饭时间20分钟。没有午睡。如果遇到敌机空袭，大家就都可以乘机休息一下。

由于长征中通信设备紧缺，无线电报只用于军团之间，或与红军总指挥部之间的联络，军团同下级单位联络或是用有线电话，或是用通信员人工传递。

红军夜行军时，有的把圆圆的干竹破成几片，合在一起再一节一节地捆起来点燃，这样既不怕风吹，又很耐燃，一个班一把，简简单单，就照亮了整个行程。如果打土豪搞到一桶两桶洋油，红军就用较大的竹筒，在上面打个洞，然后里面灌上洋油，一个班有一个也就够了。还有一种是松明灯，这是山区老乡常用的。仅有的两三个马灯，过山隘、桥梁，就把马灯集中起来给部队照明。总之，五花八门，战士们能找到什么就用什么制成照明器材，越简单越好，有照明器材，走起来就快多了。

红四团在前往道县的途中，一直是急行军。战士们脚上都打了不少泡，一位小战士向政委杨成武抬起自己的左脚，像一个得了满分的学生，拿着自己的成绩单炫耀似的说：“看，一、二、三、四、五――整整五门‘炮’！”如果行军60里，脚下没有打泡，一些小红军战士便会高兴地跳起来：“今天才走了60里，脚上也没打‘炮’，讨便宜了，讨便宜了。”

爬老山界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这座当地人所说的老山界差不多有两千米高，上山时坡陡路长，下山时坡也陡，但路程短。山路狭窄，战士只能排成单行前进。据说，上山30里，下山15里。他们这时才明白“里”是个“活数”。中国老百姓说“里”，是随着路途艰难的程度而变化的。上山的“里”只有下山“里”的一半。

根据陆定一的回忆，翻越老山界时，队伍上山只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天就黑了。肚子饿了，没有干粮，也无法做饭。黑暗中，队伍不知为什么停滞不前了。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战士们站在那里睡着了。最后才知道，有人传话说，前面有一段危险的峭壁，有些人和牲口掉了下去，大家要等到天亮才能走。陆定一走在红星纵队的后面，红星纵队里有许多重要的老干部。大家时醒时睡地过了一夜，又没吃上任何东西，队伍才又出发了。

邓逸凡回忆说：长征途中，统计工作尤为辛苦。掉队的，逃跑的，负伤的，丢失的物资，补充的弹药，都要报。比如，晚上八点到宿营地，别人睡觉你不能睡觉。你得统计实力，计算、核实，第二天天一亮就交给首长。长征时，开始一天报一次，后来五天报一次，再后来十天报一次。

苏静回忆说：红一军团长征途中的行军路线图，均为他所绘。每天画一张，油印十份，每一个行军队伍发一份。其时，睡觉比别人少，走路比别人多。苦啊！

贵州“天无三日晴”，阴雨天气相当多。泥土公路，人踩马踏，翻浆很厉害，行军格外费劲。红军过滇黔公路往西走，滇军继续往东赶，为避免接触，有时要抢道，有时又要让道，紧一阵慢一阵，走走停停，有时几个部队挤到一起，有时一个部队又拉得很长，大家都疲劳得很。

行进至贵州省乌江南岸的红军度过了难忘的1935年新年之夜。当晚有的部队喘口气，得以饱餐一顿；有的部队正急匆匆地向乌江边挺进，一边走一边吃着年夜饭；也有的部队是在乌江边，顶着凛冽的寒风迎接1935年的到来。而作为红三军团四师政委的黄克诚最大的遗憾是：过新年连一点豆腐都没有给部队搞到，心里真不是滋味。

王平回忆：红十一团接受任务抢夺北盘江渡口，到江边发现水不深可徒涉，于是侦察排和第三营的勇士们脱得光光的，一手举着枪，头顶着子弹、衣服和背包向对岸徒涉过去。谁知刚登上对岸的山头，就发现敌人正从山的背面爬上来。他们顾不上穿衣服立即用机枪向敌人扫射。敌人掉头就跑，他们就光着身子追出20里地，老百姓看到这种情景都很惊奇。

红军由土城、太平渡两镇架浮桥渡过红水河，向古蔺以南前进，此即由贵州而入四川省。以后经川黔边沿红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红军西行至湖南、贵州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河隘为最险要。由两河隘进威信县为30里，两边峭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历尽无数困难，而到达云南之威信县（旧名扎西）。1935年旧历正月初三，红军部队达到威信。即在该县休息一天。其时气候严寒，夜间降雪。

邓逸凡回忆长征途中印象最深的是往金沙江皎平渡口行进。邓逸凡说：“一百余里路，来回过河48次，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过河时以河间大卵石为蹬，跳来跳去。摔倒，爬起，爬起，摔倒，跌伤者不计其数。”

红四团为赶在敌人前面到达泸定桥，连夜急行军。夜里大雨滂沱，路面淌着雨水，滑倒的更多了，拐杖也不灵了，一不留神，能来个倒栽葱，三步一摔，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爬中前进的。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有人还不断打瞌睡，有的人走着走着，就站住了，后面的人推他：“走呀，前面走远了！”他才猛然惊醒，又加快步伐跟上去。为了防止跌到河里，最后，不得不每人解下自己的绑带，一条一条接起来，拉着前进。就这样，经过整整一夜的急行军，第二天早晨六点多种，到达了泸定桥的西岸，占领了西岸全部沿岸阵地，按照军委预定的时间赶到了目的地――泸定桥，创造了一昼夜高速行军240里的奇迹。

杨成武在回忆录中描叙过雪山的情景颇为详细：“只见前卫六连的同志手执木棍，在雪中探路。他们利用刺刀、铁铲在雪上挖着踏脚孔，后面的同志沿着前面闯出来的蜿蜒曲折的小路往上爬。队伍越拉越长，仰面看，头顶上有人；低眼望，脚底下也有人。战马喷着雾气，衔尾相随。宣传队站在队伍旁，前呼后应……那山峰上千年的积雪，被凛冽的大风夹卷着打在我们的脸上、手上，就像刀割似的。我们只能用手捂着脸，忍着痛，冒着暴风雪踉踉跄跄地行进，透气都十分困难。这时我们把所有能披的东西都披在身上了，也还是觉得冷。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有的同志头晕目眩，一步一停，一步一喘。我们互相搀扶着，几乎都是拼着全身力气，在同大自然搏斗。”

1935年6月底，红三军团继续前进，翻越第二座大雪山――攀笔山。这次过雪山有了经验，大家喝点辣椒水，用盖的毯子把身体上部包得严严的，很顺利地就过去了。

过雪山时，水是个问题，因为无法把雪化开。战士们不得不刨开地表的冰雪取下面的雪解渴。冰天雪地里战士们还穿着草鞋，有些人用破布把脚包了起来，大多数人没有包。有些战士是光着脚翻过雪山的。大多数人穿着单军装。许多人得了雪盲症，不得不让人搀扶着下山。几天之后，他们的视力才逐渐恢复。

据警卫员说，毛泽东也走得十分吃力。警卫员想去帮他，可他们自己也陷入了困境。毛泽东未穿棉袄。他的棉布裤子和布鞋不久便湿透了。路上又遇到一阵冰雹，只好躲在油布下避一避。警卫员陈昌奉几乎晕倒，毛泽东把他扶起来。而当毛泽东停下来鼓励战士往前走时，又是陈设法帮助毛泽东重新迈开步子的。

1935年7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翻越仓德雪山，时任军委干部团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骅对大暑这天爬雪山很有感慨。莫文骅说这天干部团从仓德出发，翻越海拔四五千米的仓德雪山。莫文骅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最近给养困难所以脚是软的，手是小的，脸是尖的，眼睛也躲在眼帘里去了一些。爬山太觉吃力，爬山的本领锐减了一半。”莫文骅说：“越爬，山越高，空气越稀薄，越感觉寒冷，有几个同志身体抵抗力弱的，头晕了，眼花了，脸皮白了，嘴唇黑了，不知不觉头重脚轻地倒下去了。有些同志去搀扶，但好似酒醉翁一样，扶得东来西又倒。”莫文骅说：“然能鼓起战士们的劲的，是过了山便是打鼓（地名），听说那里的麦子已黄，粮食很多，能吃得饱，因此用力地爬。”

黄忠学回忆：自从进了草地，就没有好好睡一觉。因为，不仅找不到一束稻草，连较高的地方都是湿漉漉的躺不下去。独一无二的办法是，撑起雨伞，两人背靠背地打盹儿。要是遇着夜间落雨，地面溢水，那就只有站着，急切地盼望着天明。草原的夜晚，特别寒冷，战士们为了夜晚御寒，每天到宿营的时候，就拾些柴火，生火取暖。寒冷被征服了，可肚子却饿得咕噜咕噜地叫。穷极生智，不知谁发明了在火中烧牛皮吃的方法。一天，一个同志笑着对我伸出一双手：“给一块油炸饼干你吃吧。”我惊喜地接了过来瞧着：“你从哪儿捞到的饼干呀？”焦黄的颜色，缀着粟米大的泡泡儿，很像是油炸的。放在嘴里嚼了嚼，觉得味道不错，就问道：“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呀？”“什么东西呀？牛皮吗！”他哈哈地笑了。我们宣传队有十来个人，每人都有一条牛皮带，往后，我们除了挖野菜充饥外，便是烤牛皮带吃。

黄忠学回忆：过了雪山，进入了人烟稀少的藏族地区。由于藏胞们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一见我们到来，就跑得无影无踪了。那么，粮食从何处筹呢？上级发动全体指战员动手动脑，积极行动起来。某连队一个侦察员在执行任务时，遇到了一喇嘛，他用马把喇嘛驮了回来，关向应副政委向喇嘛宣传了我党的政策，特别是少数民族与宗教政策，消除他的恐惧思想。喇嘛欣然领着战士们到喇嘛寺弄到了一部分粮食。我们按六块钢洋100斤的价格给了钱。这以后，我们见到喇嘛寺，就有组织地进去找粮食。所有喇嘛寺，照样没有一个人，战士们就在寺内寻找，有的在神座底下发现藏有粮食的地窖，有的在菩萨背后找着了粮食，我们仍然按照六块钢洋100斤的价格给钱。钱和粮食的数量都用字条写清楚后，再用一块布包好，放在神座上。

红四团经过四天艰难的行程，到了色既坝。色既坝是一条岔路口，往右可通松潘，往左通往班佑。部队进入三岔路口，藏族通司双手合十祈祷，说是神灵保佑，他安全过来了。这个六十多岁、一头白发、心善面和、一路上很少说话的老头，做完祈祷，欣喜地说，色既坝是松潘通往阿坝的主要商道，当年他过草地，要不是遇上商队相救，恐怕也到不了这里。那真是九死一生啊！如今红军这么多人，居然过来了，真是了不起。他跷起大拇指，连连称稀奇，把红军赞为神兵。

过草地有五天到七天的路程。最先走过草地的部队，日子最好过。他们可以沿着杨成武的先头部队给他们标出的小路走。草地遍野是茸密的青草，水流不仅满坑满峪，而且满山遍野，有些地方三四十里，水深及膝，犹如泽国，水呈淤黑色，多数地方的水，绝不能作饮用。有时口干得要命，但见水不能喝，其中有些人不能忍耐喉里干涸之苦，不慎喝了不能喝的水，立刻肚子发胀，甚至胀至死。大部分地区的水，内含毒素极多，不仅喝了可以致命，有时脚上被草根刺破了，被毒水一漂，就要红肿起来，被刺之伤口溃烂，卫生部的人虽尽力设法医治，但医愈者很少，结果竟成残废。

草地面硬而下软，地面长满青草，草根互相纠缠，步行其上，仿佛蹈上“浪桥”一般，如果形容起来，则与布包水豆腐相似。走路时必须小心翼翼，注视着有茸密青草的地方，才敢轻轻地踏步前进，万一不留神，踏破了有草根之地皮，则陷入泥中。地面下的泥浆，其深度难探得到底，惟质甚黏，“如胶似漆”，骡马踏入其中，若任自然，则绝对爬不起来；人也如此，一堕其中，个人亦不易挣扎起来，使你两条大腿此起彼落，结果只好求救于旁人来协助。杨定华叹道：“蜀道之难，恐难比拟其万一！”

一大片的水草地茫茫无际，在草丛上面笼罩着阴森弥漫的浓雾，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草丛里河沟交错，积水泛滥，表层的水呈淤黑色，散发着刺鼻味。在这大片的草地上，能看到的只是一丛丛长得密密麻麻足有几尺高的青草和淤黑发臭的污水，除此之外什么也看不到。脚下是一片草茎和长年累月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在上面，软绵绵的，如若用力过猛，就会越陷越深，甚至会把整个身子陷进去，再也休想从里面拔出来。

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在红军下雪山时病倒了，康复后又患了疟疾，疟疾好转后进入草地时又复发了。毛泽东让他休息，给他服药，他才得以继续长征。在他看来，这片草地是：“举目四望，不见一棵树木，茫茫一片荒凉；没有人烟，没有生气……那腐烂了的永远浸在污水中的野草，无边无际……”

在后卫部队前面的红军指挥部的人们患了可怕的腹泻和痢疾。粗糙的整颗的谷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排泄出来时带着血污。面临着饥饿威胁的后卫部队，挑拣着这些谷粒，就像麻雀从马粪中捡吃麦粒一样，他们把谷粒洗净煮沸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胡耀邦回忆走出草地时的情景，“我连一个人也没见到。村子里空空荡荡。我只记得有几只野鸟。到达班佑时，我们才见到了一些牲口。但是房子里还是空的。”战士们经常无法烧开水或做饭。地太湿了，没有干燥的树枝（常常连一点树枝都没有）。人们嚼着没有煮过的硬麦粒，嚼得牙痛。

过草地除了吃饭喝水难以外，拉屎也成一大难题。过草地根本没有蔬菜可吃，粮食少，饿得拉不出屎来。这是一种令人非常难受的折磨。好多同志就是因为拉不出屎，耽搁了几分钟而掉了队，再也没能跟上队伍。经过五天多草地行军，没有粮食了，杀马吃；没有马可杀了，就吃野菜。走在全军后面的队伍，连野菜也没有了，就把皮带、皮马鞍子煮着吃。风雨来时，大家挤在一起，支起破被单挡一挡，晚上背靠背互相取暖。

胡奇才回忆说，在漫无人烟的草地里行军，根本谈不上洗澡，衣衫单薄，也无法换洗，每人身上的跳蚤、虱子多极了。颈下胸前、胳肢窝都是极易长虱子的地方。到了宿营地，脱下衣服用火一烤，噼里啪啦作响。抽烟的同志没有烟叶，烟瘾发作时，用普通的树叶抹一点水烟袋里的烟油当烟抽。

红十一团过班佑河时，抬着当时患病的周恩来的担架。怎样过河？后来是把红十一团政委王平和邓团长的骡马连起来，把担架放在两匹马背上，用牲口来抬，战士们互相用绑腿带联结着，在马的两边组成人墙，保护着担架，就这样把周恩来安全地护送过河。

红三军团在过草地以前，由于去黑水迎接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线拉得很大，结果没有其他部队那么长的整训和物资准备时间。过草地时担任后卫，困难就更多一些，到哈达铺时就分外狼狈。人人衣衫褴褛，除了枪支弹药以外，就背着一个烧得黑黝黝的脸盆或喝水缸子，像叫花子一样。

先头梯队到达俄界时，已经下午六时了，直到晚上12时还是五个一群、十个一队的继续向俄界集中。幸亏俄界藏民虽然受反动宣传，坚壁清野，消极逃跑，但并未给红军造成多大麻烦，然而在水上游泳没有气力作最后挣扎而淹死者有之，在危崖上攀登因失手坠入河流，而随水漂流去见水神者，亦不乏其人。侥幸而未遭危险者，也不得不伸长舌头叹息：“险哉斯地！”

由俄界到莫牙寺必经一段栈道。栈道只允许一个人通过，诸多地方还改变了原形。红军未到之先，反动分子早就欺骗和迫胁少数藏人在中途某些段落，把面上的木板扔下水里，或者把木桩拔掉。红军队形行进成一纵路，结果拖至几十里长，有人在栈道对面山林里放冷枪，靠栈道这边山上滚石头，在转瞬之间，有死神临头的危险。

向莫牙寺出发这一天，大概总共走了不到50里路，一天到晚不仅没有饭可吃，连茶水也喝不着，口渴时只好喝点冷水，肚饿则吃点炒麦充饥。至半途露宿了一个整夜，次晨再继续向莫牙寺前进。道路的崎岖，栈道的危险，一如上述。不过多了四座横过白龙河的大木桥。桥长约二三丈，假如这四座桥都被破坏，那就有翼也难飞了。

陈再道回忆说，党岭山横拦在丹巴、道孚之间，主峰海拔五千多米，山上空气稀薄，经常有风暴、雪崩，像是一道鬼门关立在面前。当地的群众告诉我们，为避开风暴、雪崩袭击，必须在中午时分通过顶峰。由于山上空气稀薄，愈往上爬愈费劲，大家都觉得头晕脑涨，四肢发木，一个劲地呼哧呼哧“拉风箱”。

1936年元旦刚过，时任五十一团团长的贺庆积率部追敌，设指挥所于一山坡柴棚里。敌何键部乘机反击。一个便衣队于后背偷袭指挥所，得手。一便衣扑向贺庆积，抓住了他的帽子，贺转身挥拳将其打倒，抽身逃出指挥所，一边用驳壳枪还击，一边迅速后撤，敌手榴弹于前后爆炸竟无挂花。贺龙见到贺庆积，一把抓住他的手说：“听说你贺庆积被抓走了，我心里好急呀！”贺庆积拍拍胸脯说：“真危险，可是我打出来啦。”贺老总拍其肩鼓励说：“好同志，打得勇敢，打得坚决！”

普通的红军战士，长征中走的路要比地图上标出的红军在一年中从江西走到陕北的二万五千里路多得多。他们常常一口气走80到160里，忽上忽下，忽前忽后，走的完全不是直线。许多卫生员为了照料伤病员和垂危病人，三次甚至四次越过大雪山。对许多人来说，征途长达三万至四万里。

关于长征的一种统计的叙述，是颇为动人的。它指出在沿路上，平均几乎每天有一次小接触，有15个整天的大战。在路上的368日中，235日耗在白日行军中，有18日耗在夜间行军中。在停留的100日中――有许多是用在作战上的――之中，有56日是在四川西北部度过的。二万五千里路的行程，只有44天的休息，平均每走350里才有一次休息。每天的平均行程是七十里。

红军一共过了18个大山岭，有5个是终年积雪的，他们渡过了24条河流。他们经过了12个省，占领了62个县，除了打败或避开或包围了派去攻打他们的中央政府的各种军队以外，他们还冲破了十省不同的地方军阀的围攻军队。他们走入并且成功地通过了六种不同的未开化民族的区域，深入了数十年来中国军队从未到过的地方。

本文摘自《长征――细节决定历史》，吴东峰、朱继红编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定价：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