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是一个在我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史册上光彩熠熠的名字。他是上世纪30年代崛起、成就卓著的童话大家，是新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儿童文学的领军人物。
开国之初，天翼同志就满怀激情、不遗余力地为少年儿童文学鼓与呼。5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的耳边依然萦绕着他在第二次文代会上
上世纪50年代初，天翼同志从香港回到北京，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协主楼侧院的一座小楼里。那时，我在文协创委会工作。每当在办公室听到欢声笑语，抬起头来，总会看到一拨系着鲜艳红领巾的孩子连蹦带跳地通过回廊，走向天翼同志住的那座小楼。孩子们亲热地称呼天翼同志为“老天叔叔”，把自己的喜悦、苦恼、心里的秘密无保留地向他倾诉。天翼同志也经常到学校里参加他们的队日活动和家长会，有时还和孩子们一起到北海公园、颐和园去玩；并认真听取孩子们对自己作品的意见。团中央少年部、《中国少年报》和老师、辅导员也常向他介绍孩子们的思想、生活、学习情况。这样，鲍家街小学红领巾班、北师大女附中天翼文学小组，就先后成了天翼了解、熟悉孩子、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生活基地。
天翼同志历来重视深入生活。他在一次儿童文学座谈会上说：从事少年儿童文学创作，不仅要了解一般的生活，还要了解孩子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兴趣、习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深度，他们的语言。只有这样,写出的作品孩子们才看得懂、愿意看。他还深有体会地提出：作家和孩子们接触应该具备三重资格：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像教师和辅导员一样，像知心朋友一样。正因为他长期同孩子交朋友，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真心实意地关心他们，对孩子的生活、心理和语言了然与胸，这样，他在短短的几年（1951-1956）时间里，接连发表了小说《去看电影》、《罗文应的故事》、《他们和我们》，童话《不动脑筋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剧本《蓉生在家里》、《大灰狼》等一批让孩子们受益又爱看的作品。这些作品成功塑造了贪玩、管不住自己的罗文应、想借助宝葫芦要什么有什么的王葆、不动脑筋的王大化这样一些个性鲜明的生动形象，丰富了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的人物画廊。如果说在30年代写出《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是天翼同志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的话，那么，50年代写出《罗文应的故事》、《宝葫芦的秘密》，则是他的第二个创作高潮。张天翼以其贴近孩子生活、人物形象生动、表现手法夸张、语言流畅风趣的作品，赢得了小读者、大读者和同行们的赞扬和爱戴，很自然地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儿童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作为50年代儿童文学领军人物的张天翼，他的作用和影响，还表现在对当年儿童文学工作的组织和推动上。1953年，全国文协设立创作委员会，作为具体指导文学创作活动的机构。创作委员会下按照会员从事的文学体裁，分别设立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电影文学、儿童文学、通俗文学等创作组，作为作家进行创作和学习活动、互相联系和帮助的一种方式。天翼同志是创委会委员、儿童文学组干事会成员和组长。当年天翼身体欠佳，但在干事会另一成员、副组长金近的大力协助下，儿童文学组还是生气勃勃而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不少活动和工作。我记得，曾研讨过《鹿走的路》、《金斧头》等作品，讨论过童话、民间故事、儿童读物的创作、出版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还举办小型讲座，请叶圣老等前辈来讲课。儿童文学组成员较少，总共只有十多位，其中还有一些不能经常参加活动。因此，吸收非会员中有写作才能的青年文学工作者参加，更多地着重于对青年作者的培养、教育和提高，就成了儿童文学组活动的一大特色。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些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如今已年届耄耋的杲向真、葛翠琳、陈子君、赵镇南等，当年都是参加儿童文学组活动的积极分子。他们有机会向有经验的老作家学习，逐渐提高自己的水平，后来相继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如今这些作家谈起这段经历，对天翼同志等前辈给予的帮助、指教，都还感念不已哩。
天翼同志对青年作者的培养，十分注意把作文与做人、文品与人品统一起来，女作家李惠薪的成长，就是一个生动的、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李惠薪是北师大女附中天翼文学小组的一员。她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创作，1950年读初一时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春天的花朵》。她带着这部长篇草稿向老天叔叔请教。在老天叔叔的帮助指导下，这部小说的第四章《枣》得以先行发表。李惠薪将所得全部稿费，捐献给正在进行抗美战争的朝鲜儿童。对此，金日成将军来信赞扬她，她写了散文《金日成元帅来信了》登在《北京日报》上，成了当时引人瞩目的一则新闻。天翼同志一直关心她，帮助她，同她保持联系。当李惠薪把中学时代陆续发表的《鱼和菊花》、《小队的秘密》等作品结集为《枣》出版后，天翼同志给她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在信中谆谆告诫她：“你写的东西也许有一天会给送到什么选本里面去。我预先提醒你，切不要因此骄傲自满，以‘作家’自命。发表的文章愈多，读者愈多，就愈要警惕自己的自满情绪，愈要感到自己对读者的责任，应当具体体会到：一切工作（写作在内）都是为了替群众做事。”李惠薪没有辜负老天叔叔的期望，在创作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向前行，1956年参加了全国青年创作者会议，1965年又参加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后来还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作协理事。她是内科大夫、教授，一直坚持业余创作，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其中《澜沧江畔》是天翼同志“文革”后期被宣布“解放”后帮助其修订、出版的。
加强对儿童文学作品和创作问题的研究，关注青少年的文学阅读，也是天翼同志一直萦绕于怀的一件大事。我记得，1955年冬去春来之际，我所在的创委会秘书室收到《中国青年》杂志社转来的一封青年读者来信。读者在信中要求作家为孩子们写作，要求有关方面注意黄色书刊怎样毒害孩子们的问题。创委会秘书室回复后将此信转天翼同志参考。天翼同志在《文艺报》发表的《“作家们不要再沉默了”》一文谈及这件事。他直率地指出，仅仅复一封信是不解决问题的，“重要的是，我们怎样用实际行动来答复他们。”他“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对这方面稍为注意一下。尤其希望像创作委员会秘书室这样的机构和《文艺报》这样的刊物能对这方面稍为注意一下”。在天翼同志的提醒和督促下，创作委员会把了解、研究儿童文学创作情况和问题列入自己的工作日程。50年代中期，我写了《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正是在创委会期间分工阅读作品、有感而发之作。可以说，我涉足儿童文学评论，固然与赵景深、严文井等前辈的启蒙、教诲分不开，也与张天翼对创委会秘书室提出的关注儿童文学的要求分不开。
回望我国当代儿童文学走过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喜见今日儿童文苑生意盎然，我们越发深切地体会到，作为开拓者、奠基人的张天翼功不可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