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歌德、席勒通常被称为德国“古典作家”(Klassiker)，其作品被称为魏玛“古典文学”(Klassik)或被冠以形容词“古典的”(klassisch)。然而，“古典”在这里实际上只是一个妥协的译法，与之相对应的括号中的德语词同样具有“经典”的意思。纯粹意义上的“古典文学”在欧洲文学
19世纪的德国在经历了拿破仑战争后开始致力于民族统一。鉴于德国政治和宗教上的分裂，人们试图在政治以外的精神、思想和文化层面谋求统一。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歌德、席勒的人格、世界观和文学作品逐渐演变为德国精神和文化的象征，成为德国在意识形态层面谋求统一的基础。19世纪上半叶，在德国反拿破仑战争、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语境中，席勒因其对自由的礼赞而成为公众瞩目的民族英雄。人们对席勒的崇拜远在歌德之上。在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帝国谋求统一的语境中，对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的需要超过了对自由的要求，歌德的地位逐渐超过席勒。歌德作品中对和谐、人道的追求以及浮士德精进不已的精神使其一跃成为德意志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代表。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后，对歌德的经典化更加意识形态化。德国在获得政治统一后，需要通过歌德进一步赢得民族精神上的认同。歌德成为一种近乎民族宗教的领袖式人物。
另一方面，19世纪营造偶像的现象――包括对歌德、席勒、尼采、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偶像崇拜――是18世纪启蒙运动以后宗教世俗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在2005年慕尼黑贝克出版社出版的《德国新教信仰文化史》中，德国历史学家霍尔沙从宗教文化史和宗教社会学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和阐释。霍尔沙认为，19世纪人文思想和文化领域营造偶像的现象从情感、组织形式到虔诚程度都具有宗教特征。概括说来，随着宗教中神的地位下降，开始出现对人文思想领域人的偶像崇拜；随着教会组织的松动和解体，各种类似宗教团体的共同体、协会、俱乐部或私人交友形式出现；随着正统教会信仰的衰落，各种世界观、思想、理念、精神、理论、主义涌起，并分别要求以自己的体系囊括和解释整个世界，取代旧有的信仰和教会，建立新宗教。各种世界观从某种程度上都带有宗教特征和宗教功能。换言之，启蒙运动导致正统教会信仰和组织的衰落，但人们的宗教意识和宗教虔诚并未消失，只是转移到了世俗的事物和人物身上。一种世俗化的、普遍的、抽象的“宗教性”取代了具体的宗教信仰、组织和仪式。
同时，18世纪下半叶起，在德国逐渐形成一种所谓“有教养阶层”，它包括贵族、上层和工商市民、高级国家公务员、军官、大学教授、中学教师、自然科学家、人文学者、医生、法学家、律师以及部分牧师。与其他阶层相比，该阶层受到最良好的文化教育。也因此，该阶层受启蒙思想和人文主义影响也最为深刻，批判和反对正统教会的呼声也最为高涨。各种自由宗教思想的发起者或自由教会的倡导者大多来自这个阶层。这些正统教会的反对者和自由思想家不是没有信仰，――比如他们信仰泛神论、自然神论、无神论、一元论或者某种抽象的理念、精神和世界观――而是他们的信仰不符合正统教会的要求，对于正统教会来说属于异端邪说；他们也不是不要组织，而是希望以自由结合的团体取代僵化的正统教会组织。为与正统教会划清界限，在有教养阶层中逐渐形成一种以施莱尔马赫为旗手的“新新教”或“文化新教”，也称“教养宗教”。歌德、席勒于是被有教养阶层奉为“教养宗教”的“圣人”。各种正统教会的反对者和自由教会的倡导者，无一不在歌德的作品中看到了泛神论倾向，看到了对美、和谐和艺术的信仰。他们因此视歌德为其自由宗教团体的先知和偶像。
二
歌德、席勒经典化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在席勒1805年逝世以前，歌德、席勒的影响主要限于魏玛和周围的朋友圈内。席勒的逝世才真正引发大规模的敬拜活动。因为德国当时正处于反拿破仑战争、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时期，席勒的自由理念被用来鼓舞民族士气。席勒也因此成为德国自由解放的倡导者，被升华为偶像式人物。当时的年轻作家和诗人都对席勒推崇备至。1813年的青年学生运动、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受到席勒自由精神的鼓舞。1812年在席勒的出生地奈卡河畔的小城玛巴赫成立了席勒纪念馆，1825年举行了第一届席勒节，1828/29年出版了歌德与席勒的通信集，1830年出版了席勒传记，1835年在玛巴赫成立了席勒协会，负责在每年的11月9日和5月9日举行席勒逝世和诞辰纪念活动。
与此同时，人们对歌德的看法却存有分歧。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青年学生认为歌德有亲拿破仑倾向，民族立场不像席勒那样坚定；另一方面，歌德逐渐演化为德国人、德国文化和德意志精神的象征。此时已经出现“歌德时代”的说法，即把歌德生活和创作的时代列为一个文学史时期。然而，对歌德的升华和圣化主要发生在1832年歌德去世以后。歌德的崇拜者首先以“魏玛艺术之友”的名义出版了歌德的遗作和《浮士德》第二部。随后出现各种回忆录和传记。其中著名的有爱克曼编辑出版的《歌德谈话录》（1826/48）和李默1841年出版的《歌德回忆录》。歌德的好友李默早在1837年就曾说到：“我们德国人在歌德身上看到了我们的升华和荣耀。”
此后，歌德和席勒的追随者参半，两派相轻，争执不休。直到40年代，文学史家盖尔韦努斯站出来进行裁决。盖尔韦努斯称两者同为“德国最伟大的作家”，两人各有千秋，共同构成德国民族文化的遗产，为未来的民族国家奠定精神和文化基础。1859年人们以席勒的百年诞辰为契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德国自由解放的活动。席勒成为号召德国自由解放的民族英雄。魏玛的歌德-席勒纪念碑此时开始破土动工。同年，在法兰克福成立了自由德意志基金会，作为出版研究歌德作品、保护歌德精神遗产的核心机构。1863年，自由德意志基金会购得歌德在法兰克福的故居。1867年考塔出版社出版歌德作品的专利被取消，各种版本的歌德作品竞相面，促进了歌德在各阶层的普及。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后，歌德、席勒的作品就成为高级人文中学的必读作品，被列为文学经典。1885年5月21/22日成立了德意志歌德研究会。研究会的任务不仅是从文学角度研究解释歌德的作品，而且还要深入挖掘歌德作品中的民族精神，树立歌德作品中真善美的理念，并且号召人们以歌德的人格、精神和理念为生活的榜样。
1900年前后对歌德的崇拜名目繁多，一发不可收。比如1905年，有人仿照宗教文学中的《每日必读》出版了《歌德每日必读》，仿照虔诚运动中的《箴言集》出版了不同形式的《歌德语录》。还有人制造了歌德胸像和纪念币，出版了以歌德意大利之旅的行踪为线索的《意大利导游手册》。歌德在魏玛的书房成为人们群起而效仿的对象。各式歌德传记如同宗教中的圣人传层出不穷。《浮士德》犹如有教养阶层的《圣经》，其中的格言警句成为市民生活的至理名言。歌德的诗歌被当作宗教赞美诗一样来颂读，当然它们表达的只是“世俗的虔诚”（歌德语）。1905和1914年相继出版了《歌德布道文集》和《席勒布道文集》。歌德研究会在魏玛举办一年一度的大型集会，时间选择在圣灵降临节。人们还像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那样庆祝歌德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可见，歌德、席勒偶像的树立和敬拜在形式上与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也与宗教文学的经典化异曲同工。何况在魏玛朋友圈子，人们早就开始称歌德、席勒为“圣歌德”和“圣席勒”。只不过人们崇拜、纪念和庆祝的不是基督教的神，而是人的精神、理念、世界观和不朽的人格。
三
值得注意的是，对歌德、席勒的偶像崇拜以及二者的经典化，严格说只出现在以普鲁士为中心的新教文化中间。占德国近一半地域和人口的天主教方面不但没有参与这一过程，而且直到19世纪末一直坚决抵制对歌德的接受。即便在新教教会内部，对歌德的评价也存在分歧：具有自由思想倾向的神学家和神职人员视歌德为第一位现代信仰者，因为他批判了教会的僵化，提出了新的世界观；而新教各正统教会则直到1900年前后都对歌德持否定态度，禁止正面提及歌德的名字。尤其一战以后，新教方面辩证神学的代表人物卡尔・巴特、高嘉顿和布鲁纳等都公开批判歌德。可以说，歌德、席勒的经典化首先与19世纪营造德国统一的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其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新教和有教养阶层的左右。因为直到第三帝国成立，歌德研究会虽然从未超过4000人，但其成员大多属于文化新教和有教养阶层，而且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居多，他们通过编写教科书、进行教学和科研直接规定和影响了文学经典的形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