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张爱玲曾经说，报纸是有时间性的，注定了只有一天的生命，所以它并不要求什么不朽之作。这话够精辟够深刻，十分方便拿到高等学堂里去做车轮讲座赚名头拿现钱的旷世警句，至少也足以赢得青年学子满堂的大拍掌吧。同时，也更可以为今天所谓的浅阅读大张其本：既然报纸的时限决定了它速朽的必然，则报纸上的东东
以刊登的载体之时效决定其刊载文本的衰变系数，除了立论精辟之外，其实还当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因为报纸这玩意儿，从功能上说，压根就是传播各色新闻的工具，这在许多权威辞书上都颠扑不破地朗朗写着，不容怀疑。报纸的日本称谓便是叫的新闻纸，当年革命导师在北大红楼里，正是负责该纸的阅览。不过最早将报纸直截称为新闻的，其实还是咱中国人，而且是年代较远的宋朝的中国人。甚至世界上最早的报纸，也出现在年代较远的中国。
即以负载如此荣誉的中国古代报纸而论，上边也不过记载些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十刻罢等等入流及不入流的官家消息，沟通的的确是国家情况，只是那情况满足的，不免有些窥隐的暧昧取向，至多不过如东坡仁兄“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那样扯闲篇儿的情调，终难逃八卦的狐疑出身。而泄露隐秘一旦收不住手，审读自律不够严谨，便难免有“撰造浮言”、“乱有传播”的违制嫌疑，崇祯朝就有个陈姓兵部尚书，在邸报上泄露了朝廷委派他秘密与清方乞和的高度机密，终于被皇上处死―――这竟和许多八卦消息的演艺受害者，对八卦的风源狗仔之心理判决，有异曲同工之妙，直教人拍案不绝哟。
但即便报纸的短命是胎里带来的禀赋，张作家关于报纸之上文字朽或不朽的论断，也依然稍嫌武断。但张作家该论，原意竟然是让步的复句，后边她就跟着说了报纸上也有许多文章是她看过一遍就永远不能忘怀的云云。这样的结论，曲径通幽，自然比前边的精辟显得公允了许多，但打动张作家的好文章，查了底细，原来是周家二兄作人先生的原创，于是不免让人肃然起敬，退避三舍，大家如果不是太过自恋，还是回头把前边的话当作言简意赅的定义更实在。
其实，文字载体的不同未必决定文字价值的不同，换句话说，文字的朽或不朽，并非是承担文字的载体所决定的。书上的东西，未必不浅薄甚至低俗；报纸以及其他什么上面的东西，未必一定就浅薄乃至低俗。作人先生的东西放在哪里，依然都还是他的东西，并非是发表在报纸上的时候就粗陋不堪，而一旦结集收进书本，便刹时间摇身一变光芒万丈起来了。书或者报纸等等其实也就是文字，的确自有它自己的命运，但这命运又的确不是登陆地点仅仅决定得了的。
当然，在写作者而言，不同的文字载体之间，自当有分寸把握的区别，因为不同的载体面向的是不同的接受群体，之间不但有大众与小众的大略差异，也还有此小众与彼小众的细致分野―――大众小众都是众，无疑都是消费文字的人民的一部分，无疑都是写作者服务的衣食父母，来不得半点马虎。但这种不同，似乎只应该是语体风格以及话题取舍的不同把握，而并非必定是文字价值的多寡掂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将最深奥最玄妙最动人的东西，用最浅显最通俗最大众的方式表述，于写作者而言，反而是戛戛乎其难的险途。
当然，无可否认，张作家所提到的，并非空穴来风，在一个资讯相对泛滥媒体覆盖比较过剩的时代，报纸的消费者，的确大多是为了所谓的浅阅读，而非沉重的什么。这其中或许有文化程度的深浅，但大约生存压力导致的无暇沉重以及郑重乃至庄重，才正是他们无法逃避的个因。
但不沉重并不等于就可以随便打发，阅读之浅未必决定写作之浅，起码不该是浅薄之浅，否则革命的深刻主张，当年如何能够唤起往往喜欢浅阅读的广大民众？要知道，鼓吹革命决非泛泛宣传，能够让拉车挑担的抬起头来，并且不是为了吃穿用度的银子和饮食男女的本能抬起头来，当然不是寻常人做得的。如此看来，张作家依然有武断之嫌也―――即便她说的果然是大多数的情况。
自然，张作家说到的不同，毕竟是明察秋毫的犀利眼光，不由咱不当心，甚至是否也可以从此开辟一条文学史的新鲜治法：围绕不同载体―――姑且粗略以书、报、刊划分―――发表作品的作家，是否有载体不同导致的格调风格的高下？当某作家某一时间某些篇章出现不同于以往及其之后的格调风格时，检讨其最早发表之载体，也许不失为一条蹊径呢。至于从来就没有在任何载体上登陆过的未刊文字，其格调风格的如何，只好舍弃蹊径，继续拼力从字缝里细细作考据了―――毕竟蹊径不是所有的径，文学史也和语言那东西一样，非下苦功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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