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年前，作家巴金离开了我们。巴金为人民写作，他的著译共有一千二百多万字，他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读者称他为“世纪良知”，国务院授予他“人民作家”的称号。巴金为人一贯低调，不喜欢张扬。他认为作家主要应该以作品与读者联系，而不是去开会、坐主席台、参加颁奖等社会活动。他的实际行动也是如此。他在生
巴金百岁华诞的时候，读者通过多种方式对他表示祝贺。巴金逝世的时候，读者又通过多种方式对他表示哀悼。读者的种种心愿，都是真诚的，完全可以理解。但不管用哪一种方式来庆祝或怀念，都应该在理解巴金和尊重巴金的心愿的前提下来进行。
笔者发现，在媒体对巴金的报道中，某些记者竟说小说《激流三部曲・秋》中的觉新最后自杀了，显然他们只看过电视连续剧的《家・春・秋》，没有读过原著，对巴金的生平也并不了解。巴金在1923年与三哥一起离开成都，《激流三部曲》是30年代在上海写成的，而某报的记者却说《激流三部曲》是在成都正通顺街写成的。至于巴金晚年的力作《随想录》，相当多的年轻记者连书名都不知道。因而有人多次建议：年轻人，特别是媒体的记者，最好读一两本巴金的书。
许多敬重巴金的读者，希望恢复巴金在成都的故居。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巴金生前多次表示不愿意浪费国家钱财修复他的故居。相信巴金这一愿望，会逐步得到广大读者的理解。但某些主管部门热衷于炒作重建巴金的故居，反复在媒体上进行渲染，竟号称要斥资2亿。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这种炒作具有商业目的，意在圈地和集资。巴金如果知道这种设想和举措，一定会深感不安。巴金曾表示，如果要纪念我，可以在故居旧址钉一个牌子：“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巴金还说“只要双眼井在，我回四川还可以找到旧时的脚印。”这些不花钱或者只花极少的钱就可以办到的事，并未受到重视。故居的牌子至今未钉，双眼井并未如某些部门宣称的那样，升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卫生情况也不佳，以至前去凭吊和摄影的人还要自己打扫。1989年按照巴金《激流三部曲》景观建造成的成都百花潭“慧园”，已经成为打麻将和餐饮的场所，引起读者强烈的不满。不少人向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市政府投诉，也在报刊曝光。有人说:“冰心老人所题的‘名园觉慧’，已经变成‘赌园克定’”。这也说明一个问题，目前国家并不富裕，许多地方需要扶贫，不必花巨资去恢复巴金的故居；即使修成，也没有资金维持和维修。如果用投资或集资的办法，则很难避免变成商业化的场所。有些单位从旅游角度出发，要把巴金变成品牌或名片，更与巴金做人的原则相悖。
还有些单位要以“巴金”两字命名，或以“巴金”的名义设立基金或奖金。巴金也曾多次表示不赞同这一做法。我们理解这些想学习巴金精神的好意，但不以巴金命名并不妨碍他们学习巴金精神。江苏无锡钱桥实验小学并未要求命名为巴金小学，却编写了一套供从一年纪级到六年纪级学习巴金的辅助教材，这就是一个值得参考的事例。
利用巴金的资料发财的现象也值得注意。有人专业摄影工作者曾以工作名义拍摄了大量巴金的照片，现在却高价出售，使人不敢问津。反过来还要责备与他合作过的编辑和有关人员。还有极个别的人借写纪念巴金的文章吹捧自己，也不可取。其实，宣传巴金的人，应该首先学习巴金的人品。
在去年巴金刚逝世时，某地出版的一本书，该书编辑在书中，细致地描述编辑本人与巴金的交往，难免会让读者觉得编选者在利用编辑出版此书的机会，借宣传巴金来宣传自己。还有人公开说巴金在四川出版《巴金选集》时曾拿过高稿酬。――而众所周知，巴金从“文革”后再开始写作，就公开声明自己不再拿稿酬，而且事实上巴金在四川和别的不少地方也确实没有拿。――关于这一点，巴金的亲属多次公开证实。当年巴金的公开声明不再拿稿酬并付诸实际，曾令许多其他一些作家多少有点尴尬；而此人不顾事实，公开说巴金拿了高稿酬稿费，无异于说巴金言行不一。此事曾令巴金十分不高兴。
巴金逝世一周年和诞生102周年的日子先后到来。如何纪念巴金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又摆在学者、媒体和读者面前。巴金说：“我不愿意让人记住我的名字，只要有时重印一两本我的作品，我就满意了。”斯人已逝。怀念巴金，就应该尊重巴金的意愿，学习巴金的精神，多读巴金和前辈作家的著作。这样巴金就会真正地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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