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曾祖父李?生于四川,并非从浙江到四川的
巴金先生在《春蚕》一文中写道:“在成都正通顺街有我的老家,……就在这个老家里我几十年前读到一本《醉墨山房仅存稿》,那是我的曾祖李?的遗著,他是作‘幕友’从浙江到四川的”(《随想录・四十二》,1980年4月28日)。
宗望公李?的仕途确实起于幕僚,襄助四川南溪县令唐炯(见《醉墨山房仅存稿》中代序的《……李公宗望墓志》)。不过他生于四川,而并不是“从浙江到四川的”。在《醉墨山房仅存稿》的《先府君行略》中李?写道:“嘉庆二十三年,先君(即李?之父介庵公李文熙)至蜀。”这说明浙江嘉兴的这一支李氏家族辗转迁居到四川,始于这一年(一八一八年・戊寅)其父介庵公入蜀为官。同一文章中又有先君“积劳成疾,遂于(道光)十九年三月初八日戌时卒于官”。而此时宗望公李?“年十五,介庵公卒”(见《李公宗望墓志》)。宗望公即介庵公之子李?,这样推算宗望公李?出生于道光四年(一八二四年・甲申),是在介庵公入川六年后生于四川的。巴老这篇文字是当时根据记忆写的,估计成文时《醉墨山房仅存稿》并不在手边。
李?历署四川多县,并非只做了一任县官
徐开垒先生的《巴金传》(上海文艺出版社)提到“李镛的父亲李?……做了一任县官”,其实宗望公李?历署四川南溪、筠连、兴文、富顺等多县,并卒于定远县任上。徐伏钢先生的《巴金家族的祖脉》(又名《历史祠堂的帷幕……》,见诸于多种报刊和网站)把宗望公李?“曾当过一任县官”的误说进一步发展成带有描写色彩的“后来虽熬了一任县官当”。
关于李?的著作《醉墨山房仅存稿》
田夫先生编著的《巴金的家和〈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2月版)说:“巴金的曾祖父李?对文学颇有研究,刻印过一部《醉墨山房诗话》。”宗望公李?从来没有刻印过他自己的书。他的著述《醉墨山房仅存稿》是其子浣云公李镛在李?去世三十多年后刻印的,共分两册,包括文稿、诗稿、诗话、公牍四种。巴金在《随想录・思路》中写道:“文征明的词我还是在我曾祖李?的《醉墨山房诗话》中第一次读到的”,这里《醉墨山房诗话》正是《醉墨山房仅存稿》上册的最后一部分,但是却被一些文章演绎为巴金“曾祖父珍藏的《醉墨山房诗话》”,进而在田书中成为“李?……刻印过一部《醉墨山房诗话》”。夏琦先生在《文豪巴金的仁爱和幽默》(《新民晚报》2005年10月18日)中写道“巴老幼时曾在曾祖父藏书《醉墨山房诗话》中读到这首词(即文徵明的《满江红》)”,巴金曾祖父李?在世时《醉墨山房仅存稿》并未刊印成书,不可能是李?自己的藏书。
(二)关于巴金的高祖父(介庵公)李文熙
李文熙并非幕僚出身,亦非从浙江直接入川的
李辉、陈思和、李存光先生的《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收集了有关巴老生平的大量史料。书中写道“巴金的高祖李文熙(即介庵公,是巴金曾祖父李?的父亲)作为‘幕友’从浙江到四川定居”。《醉墨房仅存稿》中的《先府君行略》记录着介庵公李文熙是因为课徒有方,被学生家长感其恩“捐布政司照磨(清代部司府主管文书、照刷卷宗的从八品职官)一官报之。分发四川……”。所以介庵公李文熙是宦游至四川而定居的。另外他从1786年去北京(见《秋门草堂诗钞》――巴金伯高祖父秋门公李寅熙的著作),到1818年入四川,“颠倒京兆,奔驰南北”(《秋门草堂诗钞》)三十余年。“从浙江到四川定居”一说显然过于简化。徐开垒先生《巴金传》也有“幕僚”的说法,《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中《巴金与〈红楼梦〉》有“入蜀为幕”。估计这些都是从前面提到的宗望公李?的仕途起于幕僚的误说而演化来的。
李文熙1786年赴北京投奔李寅熙
周立民先生力作《巴金手册》(广西师范大学2004年3月第一版)是巴金研究的重要工具,但仍有几处涉及到家族史的有失准确,都在该书第一页中。“约在嘉庆早年李介庵随伯祖李秋门赴京”,秋门公李寅熙是介庵公李文熙的长兄,不是伯祖。李文熙是在1786年赴北京投奔李寅熙的,这是乾隆五十一(丙午)年(见《秋门草堂诗钞》)。“李介庵随李秋门赴京”一说来自《醉墨山房仅存稿》的《先府君行略》。宗望公李?写道,其先君(李?之父介庵公李文熙)“十七岁,先祖母去世,先君哀毁骨立。秋门公挚之入京”。李?祖母去世时,秋门公李寅熙正在北京,“一恸几绝,(头左)瘤坟起如拳,呻吟卧榻,欲奔丧不果”(李文熙为《秋门草堂诗钞》作的后记)。“挚之入京”实际上是秋门公李寅熙函召其四弟介庵公李文熙入京。
(三)关于巴金的祖父(浣云公)李镛
李镛有六子三女,其一子一女早夭
关于浣云公李镛有几个子女,众说纷纭,有“五子一女”、“五子三女”、“六子三女”等不一。徐开垒先生的《巴金传》中有一段相对比较准确的说法:“(李镛的原配继配)两位夫人为李镛生下了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其中一子二女早年夭亡。李镛在前两个夫人谢世后,又讨了两个姨太太,为他带来一个足以做他的孙子的第六个儿子。”“六子三女”的说法是正确的。唯其“早夭”定义不明。若以未成年而亡故作为标准,则只有一子一女可算早夭。
《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中还有道:(巴金)“祖父李镛(号皖云),也做过官,后闲居在家,为大家庭的家长,有五子一女(子:李道河、李道溥、李道洋、李道沛、李道鸿;女:李道沆)。”其中“皖云”应为“浣云”,“道沆”应为“道沅”。如果此处说的是李镛的成年子女的话,则遗漏了另一女儿李道漪。李道漪的《霞绮楼仅存稿》被收入李镛及其妻女的《李氏诗词四种》。
关于李镛的著作《秋棠山馆诗钞》
《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巴金传》、《巴金评传》(陈丹晨著)都说李镛“印过一册《秋棠山馆诗钞》……”。而《秋棠山馆诗钞》并没有被单独刻印过,而是与浣云公李镛原配夫人汤淑清的《晚香楼诗词》,继配夫人濮贤卿的《意眉阁诗词》,女儿李道漪的《霞绮楼仅存稿》一同被木刻刊印为《李氏诗词四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中《巴金与〈红楼梦〉》更称:“祖父李镛……著有《秋棠山馆诗钞》石印送人”,“石印”一说亦纯属发挥。
李镛原配夫人汤淑清不是浙江人
周立民先生力作《巴金手册》还说(李镛)“原配汤氏,为浙江的大家闺秀”,汤氏祖籍江苏南阑陵(今武进),生于四川戎州(今宜宾)(见《李氏诗词四种・秋棠山馆诗钞》),不是浙江人。徐开垒先生的《巴金传》还提到“(李镛原配夫人汤氏)她的外祖母更是当年‘兰陵三秀’之一,既能绘画又能作诗,还曾一度以诗画维持生活,自称‘澹影阁老人’。”徐先生对历史材料的挖掘深度独到。只是汤夫人的外祖母赵书卿的斋名是“澹音阁”,而不是“澹影阁”。估计这是因为四川话中“音”和“影”两字的区分不如普通话明显,以至所误。
(四)关于巴金的高伯祖父(秋门公)李寅熙及浙江嘉兴祖上
李寅熙晚年一直在北京,并卒于北京
陆明先生撰文《巴金与嘉兴》,对李氏家族在嘉兴的历史有比较扼要的描述。但是文中写道:“李文熙之兄李寅熙(别号秋门)晚年一直住在嘉兴……著有《秋门草堂诗钞》四卷……”。其实《秋门草堂诗钞》的诗词中记载着秋门公李寅熙乾隆丁酉(1777)年后离乡北游,多居京城,只曾一度短暂回乡应考。此书之《跋》中更有简洁明确的记录:“乾隆已酉病瘤卒于京邸。”
李寅熙嗣子李玑一支在嘉兴繁衍之说,尚无史料佐证
《巴金与嘉兴》写道:“寅熙无后,以文熙次子李玑为嗣,这一支在嘉兴繁衍。”应当指出,关于秋门公嗣子李玑一支在嘉兴繁衍的说法,只是该文作者的推论,虽有可能,尚无任何史料佐证。王学平先生2006年的《巴金的祖籍情结》也援用了陆文的这一说法。2005年10月21日《嘉兴日报》载史念先生文章《一九二三年巴金嘉兴之行》,说法也与陆文基本一致;此外史文还说“由于巴金的伯高祖李寅熙无子,以李玑为嗣子,故李介庵的儿孙便顶了四川与嘉兴两支血脉”。其实秋门公李寅熙兄弟五人(见《醉墨山房仅存稿・先府君行略》),并没有根据说只有其四弟介庵公李文熙的“儿孙便顶了四川与嘉兴两支血脉”。2006年6月出版的《上海滩》(总二三四期)载陆正伟先生文章《寻访巴金祖籍地》基本袭用了上述说法,此外还说“一支为李介庵(名文熙),为谋求发展,于嘉庆二十三年离开迁往四川,……”如前所述,此说不确。接下来陆文还说“四川的李介庵有三子――李璇、李玑和李?,他们都在四川、甘肃等地做官”。其实并没有任何关于李玑做官的史料记载。
关于浙江嘉兴祖上
史文提到“巴金的祖上在清代前期就世居嘉兴?里街。其八世祖李玉傅、七世祖李?……”姑且不论究竟该称几世祖,这两位正确的名字应当是李玉?和李?。陆正伟文则提到“其八世祖李玉傅、七世祖李?、六世祖李南堂。”前两者的正确名字见上文,李南堂应为李南棠。陆文又提到“嘉兴市志办找到了李家祖籍旧址”,其实找到的只是祠堂旧址。
傅逅勒先生呕心沥血二十余年,编出万言《嘉兴历代人物考略》(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5月第一版)。其正文中收入介庵公李文熙和秋门公李寅熙,但是把李文熙误为李?的儿子和李寅熙的哥哥,李文熙实为李?的父亲和李寅熙的弟弟。该书附录还收入巴金姑母李道漪,称其“字蕙清,……李道沅、李道祥妹”。这有两处错误:李道漪的字应当是蕙卿;她兄姊多人,但是没有李道祥。她这一辈姓名第三个字偏旁都有水,最接近的是李道洋。
李道洋为他祖父宗望公李?的《醉墨山房仅存稿》作跋,结尾句为“丁亥秋孙道洋谨述”,其中“孙”字用小字刻出,其意为“丁亥秋(李?)孙(李)道洋谨述”。《清人别集总目》(李灵年、杨忠主编,2000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则误录《醉墨山房仅存稿》为“孙道洋刻”。
(五)其它种种
《作家巴金》优中有误
香港作家余思牧先生长期研究巴金。由于不受文化大革命等外界干扰,他的研究见地独到,见其近作《作家巴金》(增订本,香港利文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但是有关巴金家族历史,尚有几处错误,除了上面指出过的巴金的曾祖父李?只“做了一任县官”和祖父李镛(号“皖”云)等外,还有“李镛还娶了一房妾侍,叫曾姨太,她为李家添了六子一女”。事实上李镛娶了曾、黄两房妾侍,黄氏无出、曾氏只生一子。另外书中说“巴金父亲李道河(字子丹)”为子舟之误。书中还有“后来他(巴金)的父亲续娶,继母邓景蘧为他添了三个弟妹。这就是十四弟李尧椽、十七弟尧集和妹妹李琼如、李瑞珏。”根据这里算出来是四个弟妹,不是文中所说三个,而事实上却只有两个,即十七弟尧集和妹妹瑞珏为继母邓景蘧所生。十四弟李尧椽和妹妹李琼如均为原配陈淑芬所生。
《巴金家族的祖脉》和《巴金家何处》开创戏说先河
徐伏钢先生的《巴金家族的祖脉》和郑光路先生的《巴金家何处》(2005年第9期《百姓》,多处转载)等两篇文章综合以前关于巴金家族历史的若干文章,也几乎包括上述主要误传。另外两文均有巴金先生1923年4月到嘉兴时与其四伯祖李熙平的“对话”,而且“对话”的内容都加了引号,变成“原话引用”,开创了“戏说巴金家族历史”之先河。
《巴金的家和〈家〉》中诸多说法,并无史料佐证
田夫先生编著的《巴金的家和〈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2月版)中说“…李介庵…当年远迁入川,以一个普通儒生身份在官府充当幕僚”(第三页),这里“幕僚”之误如前所述。田书接着说“到了李镛这一代,李家开始发达了起来”。不知道田夫先生的“发达”标准是什么,但是就那个时代一般以仕途为追求而言,介庵公李文熙、宗望公李?,浣云公李镛等几代则都是差不多的;如论军功,则以宗望公李?和蓉洲公李忠清(巴金的二伯祖)为最。田书还说:“巴金的父亲李道河是李镛的长子…,但是他的官运和才干都不及其父,学识也不及两个去日本留过学的弟弟”(第五页),未见到田夫先生对(子舟公)李道河的才干和学识提出什么真实材料。
接着上面那一段,田书还有:“祖父李镛也能诗文,他给自己起了个雅号:皖云。他自刻过一部诗集《秋棠山馆诗钞》”,其中“皖云”、“自刻”、“诗集”之误已在前面指出,不赘。田书尚有自相矛盾处:第五页中说:“李镛有两房妻室,生了六儿三女”;第六十九页则说:“他结过两次婚……,生了五儿一女”。
田书中赫赫印出巴金家族后人李致为该书顾问,据了解李致先生根本就没有同意担任顾问,也没有看过该书的定稿。
本文是在过去几年里根据所读到的文章书籍陆续记录下来并在近期整理出来的。
二○○五年八月十九日深夜初稿二○○六年九月二十日补充定稿本版巴金头像照片,由汪致正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