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北京，城南和南城，不是一回事，虽然只是字的顺序互换而已。城南有历史特有的能指。
自明朝从南京迁都到北京，大运河的终点漕运码头，由积水潭南移到前门以南，以后又相继扩建了外城，一直到清朝禁止内城开设戏院，将戏院绝大多数开设在前门外，以及前门火车站交通枢纽中心的建立……这一系列的历史因
以前门为轴心，辐射东西的城南，曾经是北京城商业文化娱乐的中心，其历史的文化涵义，对于建设新北京保护老北京意义深重。不仅对于我，对许多北京人，城南，是一个情感深重的称谓。
我从小在前门外打磨厂这条街上长大，一直到21岁去北大荒插队离开。
这是一条自明朝就有的老街。两年多前，我偶尔路过前门，到附近转了转，也到打磨厂看看，让我惊讶的是，许多以前的记忆被现实涂抹得面目皆非，许多原来见过的老院子老店铺已经拆光，一条曾经长三里三的打磨厂，近一半消失了，被新建的商厦和马路占用。当时，我心里想，我来晚了，如果再晚，恐怕好多地方还得拆，该抓点儿紧了。
可以说，从那时起，我想写这样一本书。虽然，那里的胡同再破再旧再弥散着泔水般的酸味也好，我毕竟是在这样胡同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那里有我太多的记忆，我一直没怎么动用它。不该让记忆变得支离破碎，随风飘散，无可追回。
两年多来，我成为了城南的“胡同串子”，常常游走在密如蛛网的胡同里。那些胡同，我以为我是那样的熟悉，在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一天不知要从那里走多少趟。但是，现在，我却发现有些陌生，许多记忆，丢失了历史身份一样，显得是那样的不可靠，不真实，而有些虚妄似的，让我的心里产生了彷徨和迷惘。
面对那些破败的老胡同和大杂院，心情是复杂的。拆，还是不拆，成为了今日北京人的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城南人口密集，房屋年久失修，市政设施残缺不全，有的地方破破烂烂，确实沦为了贫民窟，是该拆掉它们而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质了。
但是，城南这块最可宝贵而且相对完整、也可以说是老北京最后一片商业文化街区，真的到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地步，不分青红皂白，非得脱胎换骨一般，才能够把它救活吗？破旧立新的惯性思路与城市伦理，真的是能够救活城南的唯一办法吗？旧的破去了，便一去不返，重新仿旧的建筑，不过只是赝品而已，去年重修的永定门城楼的教训，前两年拆掉一片老胡同而修建两广大街，一厢情愿想打造成为大都市商业大道的现实，难道还不够吗？如此大片老街区的拆迁，城南――就像小时候我们在捋树叶时常常唱的那歌谣：一把不秃毛，二把不秃毛，三把秃成一根大尾巴、尾巴毛，最后真的就只剩下光杆儿一根大尾巴、尾巴毛的前门楼子独一份，光杆儿司令一般，还能够认出从前的老模样来吗？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建筑学家张在元先生曾经呼吁：只见高楼大厦，没有历史痕迹保留的单调繁华的城市形态，会让人和城市一起失忆。看到城南迄今尚存最宝贵的一整片一整片的老胡同老四合院，已经或正在推土机的轰鸣下消失，想起张先生对我们的警示，心里的滋味无以言说。
土耳其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生有两件东西不会忘记，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孔。做为一座古城，北京的面孔不应该仅仅是高楼大厦，那很可能只是另外一座城市的拷贝。母亲和城市的面孔，可以苍老，却是不可再生的，经不起我们肆意的涂抹和换容。
朱一新在编写《京师坊巷志稿》时，白天步行大街小巷，寻访居民，晚上查验古籍，笔底钩沉，他一直是我的榜样。当初，我曾经有这样的野心，希望即使做不到当年朱一新写成一本《京师坊巷志稿》，起码能够把城南大部分写出来。等我写完了我的《蓝调城南》之后，站在城南的地图前一看，我写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好多地方都还没有写到。我才发现人其实很渺小的，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显得那么的势单力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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