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康慨 自法国波尔多报道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没有惊喜――至少不像前几年那样出人意料。
悬念是存在的，但唯一的悬念是：在去年与诺奖失之交臂之后，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
纽约当地时间10月12日晨，一个电话将睡梦中的帕慕克叫醒。
“瑞典学院的秘书贺拉斯・恩达尔……问我是否会接受（此奖）。”帕慕克事后对《卫报》回忆说，“我欣然而受――首先是作为对土耳其语言，以及我置身其中的土耳其文化的一次庆典；其次，就我个人而言，我满怀谢意地接受此奖，这是对32年来我对小说之伟大艺术所做微薄贡献的承认。”
连续多年做出惊人决定的瑞典学院，今年一改指东打西的“恶习”，将大奖颁与54岁的帕慕克。在颁奖结果揭晓前，他被外界一致看好，甚至被英国的博彩公司列为最具竞争力的作家。
但帕慕克赢的并非毫无争议。在他的祖国，民族主义者的怒火被再次点燃。
作为作家
2003年6月所获的都柏林奖，是帕慕克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开始。中华读书报也自那时起，对其人其作保持高度关注，并深信此君的荣誉远未达到顶峰，三年来，我们刊出了20余篇相关报道（本报前译帕穆克）。
今年8月，他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两个月后诺贝尔奖的宣布，也是对眼界高远的出版商的最好奖赏。
在此书中，“文明的冲突”指向了文明实体的内部，被浓缩为宫廷画师的谋杀案：一位接受了苏丹秘密委托的“细密画家”，被同行残忍地杀死。一位名叫“黑”的前画师回到阔别12年的伊斯坦布尔，准备协助主持这一秘密画册的“姨父”完成全书，同时寻找自己的爱情。然而，谋杀案再次发生。
伊斯坦布尔的象征意义历来毋庸置疑，在地理、历史、宗教与文化上，它都是东西方的分界线，也是独一无二的交汇点。15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感受到文艺复兴的强大压力，帝国的金币不仅因为威尼斯铸造的假币而贬值，伟大的细密画传统也受到了西方写实画风的威胁。
“有人会说，他从我们这些西方人处盗取了小说，并将它转化成了某种不同的东西，迥异于我们以前所见。”恩达尔代表瑞典学院说，“他的根生长于两种文化……这使他可以将我们的图像表现为一种少有人知、也少有人识的新图，其迷人之处令人难以置信。”
这些话仿佛是比照着《我的名字叫红》而说，在书中，苏丹希望用异教徒的技法，描绘出东方一千年来的辉煌和伟大，以使威尼斯人心生敬畏而不敢东犯。苏丹本人也意欲通过新的画法，将自己脸上的细节以完全写实的方式展现出来，并使自己的脸置于画面的前景和中央，那样，他便可以成为独一无二的君王。但如此一来，他将背弃传统的信仰，坠入异教徒膜拜偶像的陷阱。
他的小说探讨的是非常宏大的主题：文化变异，身份危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
帕慕克也是2005年度德国书业和平奖的得主，理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作家，可以像奥尔罕・帕慕克那样，探究西方在东方，以及东方在西方所留下的历史足迹。”
《我的名字叫红》不仅是一篇含意深邃，且意义重大的文化寓言，更是一部充满美感、技艺高超的文学精品。
帕慕克借由多种角度叙述，无论一具腐尸，还是凶手，亦或一匹纸上的马，一枚威尼斯金币，甚至一种颜色（如本书的书名“我的名字叫红”），都开了口，讲了话。而历史小说的绚丽背景，哲学推理小说的美妙外形――不难从中看到艾柯和卡尔维诺的影子，带来引人入胜，悬念丛生的阅读体验。
恩达尔形容帕慕克为“一位带来了迅即和孩童般阅读之乐的作家”。
作为土耳其作家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并未将本国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视为荣誉。
“作为土耳其公民，我感到羞耻。”该国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律师团体的领袖凯马尔・克林西兹（Kemal Kerincsiz）对《卫报》说，该团体致力于将发表异端言论的本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送上法庭。
帕慕克一度也是这些作家中的一员。
去年2月，帕慕克在接受瑞士一家报纸的采访时说：“三万库尔德人和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被杀害，可除我之外，无人胆敢谈论此事。”
这些言论，触犯了土耳其多年来的一大“禁忌”，帕慕克的作品因此在部分地区被查禁和销毁，他本人也以该国刑法中颇受置疑的“301条款”，被控以“侮辱国格”的罪名。
他曾就受审一事致信《纽约客》杂志，称：“我在伊斯坦布尔求教过的大多数朋友，都曾遭遇过更严苛的审问，并因庭审和判刑荒废多年，仅仅因为一本书，仅仅因为他们所写的某篇东西……我明白了，为什么朋友们微笑着说，我总算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
“我不相信颁发此奖给他是因为其作品或其文学身份。”克林西兹说，“之所以给他这个奖，是因为他贬低我们国家的价值，因为他承认了（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
去年12月16日，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出庭受审时，大群极端分子拥塞在法庭外，呼号不止，诅咒他，辱骂他，称他为“卖国贼”。
此案受到外界，尤其是欧盟的强烈关注。土耳其正在积极谋求加入欧盟。帕慕克案最终于今年1月被撤销。
最近三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似乎一直在褒奖那些在本国不受欢迎的作家，如曾经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作家JM・库切，积极批评右翼政客的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弗丽德・耶利内克，以及激烈抨击布莱尔政府伊拉克战争政策的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总是在各种场合声称，自己的决定与政治无关。但没人相信这是真的。
今年4月，帕慕克受美国笔会邀请，前往纽约国际文学节发表演讲，内容是作家与政治、表达与沉默、理想与内疚、只写美丽故事的小说家与真正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如果另一房中的另一个作家是不自由的，那么，便没有作家是自由的。”他说。
奥尔罕・帕慕克事实
出生地：
1952年生于伊斯坦布尔
教育：
曾就读于伊斯坦布尔的一所美国中学，而后进入伊斯坦布尔理工大学,学了三年的建筑，为逃避兵役，又入学伊斯坦布尔大学，学新闻。
副业：
尽管家人不支持他放弃建筑专业而转做全职作家，但他父亲一直在给他“小钱”，因此直到32岁，他才算“自立”。他目前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此前亦曾在爱荷华大学做过三年访问学者。
作品：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生涯，但直到90年代才扬名立万，成为土耳其史上最畅销的作家。无论在市场上，还是在评论家的笔下，这些结构复杂的后现代小说都得到了非同寻常的广泛承认。
帕慕克最著名的两书，分别是《我的名字叫红》（2000）和《雪》（2002）。后者出版于“9・11”事件之后，乃其首部直接关注政治问题的作品――叙述某次军事政变期间一位诗人的遭遇。
《白色城堡》（1985）讲述了17世纪一位奥斯曼帝国的诗人与一位越南奴隶的友情。此作为他赢得了1990年《独立报》外国小说奖，并导致《纽约书评》热情洋溢地宣布：“一颗新星已在东方升起。”
其他作品还包括《黑色之书》（Kara Kitap，1990），以及他关于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录《伊斯坦布尔：记忆与城市》。
风格：
帕慕克承认《我的名字叫红》受到了两位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和艾柯的影响，也承认但丁启发了其《新生》，以及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对《黑色之书》的影响。厄普代克曾把他与普鲁斯特联系在一起，但作家们普遍认为，帕慕克的后现代叙述技巧源自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及萨尔曼・拉什迪。
奖项：
《独立报》外国小说奖：1990年/《白色城堡》爱尔兰的都柏林文学奖：2003年/《我的名字叫红》《纽约时报书评》年度好书：2004年/《雪》德国书业和平奖：2005年法国美第奇奖的外国小说奖：2005年/《雪》诺贝尔文学奖：2006年
1998年，帕慕克拒绝接受土耳其政府颁给他的“国家艺术家”称号。他说，如果他接受了，便“无法再直视那些让我关切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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