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对于不少文学爱好者来说，一个土耳其作家冷不丁获诺贝尔奖，似乎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因为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土耳
站在现代土耳其文学大河中的帕慕克
其实土耳其作为欧洲的一个有着独特文化的古老国家，是有悠久的文学传统的。土耳其不同于欧洲的绝大多数以基督教为传统文化的国家，它的传统文化中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是伊斯兰教文化。土耳其的古典文学从13世纪到19世纪，有着长达近700年的发展历史，包括宫廷文学和民间文学，涌现出鲁米、阿舍克・帕夏、纳斯列丁・霍加等著名诗人、小说家、幽默散文家。19世纪中、下半叶，随着土耳其政治、社会“革新时期”的到来，土耳其文学也出现了逐步摆脱阿拉伯、伊朗文化的影响，极力模仿和学习欧洲文学的潮流。这是现代土耳其文学发展的先河。
进入20世纪，特别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1923年）以后，土耳其文学现代化的进程加快，具有了与欧洲其他地区文学更多的相同特征，欧洲和西方现代派的各种文学潮流都在土耳其文学中产生了影响，打下了烙印。土耳其文学被欧洲文学界接受的进程也日益加快和扩大。比如20年代在土耳其出现了受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影响的“七火炬”诗派。又比如那以后出现在土耳其诗坛的著名诗人希克梅特（1902－1963），成为世界级作家。他曾经结识苏联的红色现代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并深受其影响。他积极反映社会生活，并投身于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他在狱中写的史诗《我的同胞们的群像》反映了土耳其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曾经获得列宁国际和平奖金。《世界文学》杂志在上世纪50、60年代里多次介绍过他的作品。土耳其现代文学中不乏幽默文学的传统。比如著名作家阿齐兹・聂辛（1915－1995，一译内辛），以写幽默故事闻名，他在艰苦的年代里，心贴民众，以尖锐泼辣的笔触针砭时弊，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他的作品曾经获得意大利金棕榈大奖、莫斯科鳄鱼奖等多项国际大奖。《世界文学》早在60年代就介绍过他的作品，并于他去世10周年的2005年再次把他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在小说方面，20世纪的土耳其小说一直保持着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同时也积极引进现代派的各种艺术手法。涌现出一批批优秀作家，他们的成就在国际文坛上也受到广泛的承认。比如土耳其现代小说大师亚沙尔・凯马尔（1922－），他的长篇小说《瘦子麦麦德》（1955，外国文学出版1981年4月第1版，李贤德译）出版后曾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10年内世界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被译成40种文字，他的小说被称为“现代土耳其农村生活的百科全书”。他在中国也是最早由《世界文学》介绍给读者的。他曾数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所以，土耳其文学在20世纪世界文学中是相当有地位的。而帕慕克正像丹纳所说，只是现代土耳其文学巨大轰鸣衬托下的一个“最高音”，是那根“最高的枝条”。他绝不孤立于他的祖国文学之外，他只是我们切入现当代土耳其文学的一条捷径。
帕慕克，一双借给外部世界的“慧眼”
帕慕克此次能够获奖，我想原因也许有千条万条，但是最根本的原因离不开文学的基本功能所起的作用。我们接近文学的时候，在不自觉间常常是很功利的，我们或者是为了知道些什么，或者是为了得到愉悦。这也就是文学的认识功能和愉悦功能。人们需要认识他们所未认识的东西。他们作为“外部世界”需要深入以往他们并不熟悉的一些“个色”的内部世界中去。而土耳其这个所谓“欧洲的穆斯林世界”正是这样的一个很“个色”的世界。在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人们很需要像那英的那首歌中唱到的“借我一双慧眼吧”，以便他们能够“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而帕慕克就是一双借给外部世界的“慧眼”。
帕慕克的父亲是一位出色的法文诗歌翻译家，所以他从小受到欧洲特别是西欧基督教文化的浸淫，大学他就读于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建筑系，受到的是纯现代的科技教育，而后又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新闻研究所毕业，后来还在纽约度过了三年。所以他虽然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欧洲穆斯林”社会里，但是他的教育之“核”却是西方化的。这就给了他作为外界的“慧眼”的资格和能力。从他目前最为人所称道的两部作品《我的名字叫红》和《雪》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在帕慕克身上作为一双外部世界可以借用的“慧眼”的特点可以说是表现得十分充分。从内容上说，《我的名字叫红》是一部通过一些土耳其细密画家的生活反映传统土耳其社会的历史小说；而《雪》则是一部反映现代土耳其社会生活的作品，它记述了一个寓居德国的土耳其诗人回到故乡，作为报社记者调查土耳其一个边境小城的市政选举和众多少女自杀事件的经历。这两部小说的共同点是都载负着大量的土耳其的文化、宗教、习俗、阶级冲突、性别冲突等等的社会信息和符号。而且都是以西方人之眼来看的，因而可以为西方人所理解和接受。这两部小说的不同点在于，《红》的写作是采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死人的灵魂活动，看到狗儿对人类社会不公发出的感慨，使我们想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君特・格拉斯。而《雪》则完全是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甚至是自然主义、新新闻主义的手法，这又不能不使人联想起美国的一位文学大师汤姆・沃尔夫。《雪》充斥着一种卡夫卡式的阴郁。
帕慕克在文学风格上是一个既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的大师。在这一点上帕慕克很像近些年来在西方文坛上享有越来越高声誉的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卡达莱去年获得了首届曼－布克国际奖。他们俩都是生活在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里而使外界了解了他们的国家，同时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这是一种在当今世界文坛日渐普遍的现象。对他的肯定，我想并不是因为评奖者们出于地缘政治的平衡考虑，而是反映了世界读书界的一种真实的需要和文学本身发展的要求。这种情况以往产生了许多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拉什迪、索因卡、马哈福兹，今天仍然在产生巨匠――比如最新的布克奖得主――印度35岁的女作家德赛，我想今后也还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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