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启胡礼垣评传》，张礼桓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26.00元
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曾说：“千真万确，对一个民族来说，获得一个清晰
为了能够记录下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声音，为了记住那些曾说出她的心里话的人，著名哲学家匡亚明先生在晚年主编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该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被称为中国目前“规模最大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工程”，从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该丛书从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旨在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人们耳熟能详的像孔子、老子、庄子这样空前绝后的世界性的思想家，自然名列卷首，然而其可贵之处却在于发掘出在各领域中那些具有殒石般品性和命运的人物，使每个曾表达民族声音的人不被历史所尘封。他们曾像流星一样划破中国历史的夜空，如今却早已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可是一旦被关注，却又会带给人们一种久违的感动，历史也会因此变得丰富而生动起来。《何启胡礼垣评传》中的两位传主便是这种具有殒石运命的人物。
何启、胡礼垣被称为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可是对大多数读者而言依旧是陌生的，如同贾平凹笔下的那块丑石，在历经年深月久的轻忽和亵渎之后，突然被发现出身高贵且经历非凡。到底怎样的遭逢、怎样的业迹，使何、胡二人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曾经的明星？读者可从二人的简历中略知一二：
1887年，何启创建“香港西医书院”，与在此求学的孙中山相识，继而成为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导师。
近代中国最早阐述“大同”理想的并非康有为，而是胡礼垣。
何启、胡礼垣曾在近代中国最早宣传“公平”思想、最早比较系统地宣传社会契约论和天赋人权论、最早把民主思想扩大运用于反对民族压迫的民族主义。
1899年2月，何启、胡礼垣联合推出《〈劝学篇〉书后》，对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宣扬的“中体西用”论进行全面批判，在当时社会引起强烈震动。
虽然关于何胡二人的研究已有五六十年的历史，却只有零星几篇论文问世，重点集中于论述、探讨何、胡二人清末民初对民权思想的新见解。在中外学术界，《何启胡礼垣评传》是第一本系统研究二人的著作。
这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综述篇，全面、系统地整理了五六十年来国内外学者研究何启、胡礼垣的专著、论文，并作了简要述评，指出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方面看，这都是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第二、三部分为二人的生平篇，作者分别阐述了何启、胡礼垣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的大环境等，分析了二人相识、相知，结为知己的外缘和内因，梳理出这两位文化边缘人在社会整体转型期的复杂的思想脉络。第四部分则系统评价二人的思想观点和源流，重点放在对其大同思想，民权思想和宗教哲学思想的评析上。借助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作者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何启、胡礼垣是近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他们提出的社会整体改革方案在同时代人中罕有匹敌。
该书作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海内外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详爬细梳，严勘精磨，纠正了若干以讹传讹的错误说法。现仅举一例做说明：
在关于《新政真诠》一书首次发行的时间问题上，目前学术界意见不一：一为1899年，一为1902年，面对这两种说法，该书并未轻易采用其中的一种，因为他发现两种说法所征引的文献存在重大疑点。作者利用《新政真诠》的“后总序”，《英敛之日记》所提到的关于《新政真诠》的材料，及相关的文献记载，将出版发行的时间确定在1900年11月底12月初。这虽然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细节，却不难看出整部书在材料处理中的缜密和细致。
总之，虽谈不上厚重，但本书小中见大，要言不烦，相信读者会开卷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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