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的经济学：一门关于市场经济的必读课》[美]戴维・亨德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定价：28.00元
对于像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哈耶
1969年，18岁的亨德森还在加拿大温尼伯大学念书时，前任美国副总统汉弗莱访问了他们的学校。汉弗莱是征兵制的强烈拥护者，而自由主义者认为强制性地服兵役是对个人自由的冒犯，他们理应对此提出质疑。年轻的亨德森是一位“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政府干预个人的选择权，他冒着惹恼一位尊贵客人的危险，鼓足勇气来到汉弗莱演讲的主席台前，质问副总统先生如何解释征兵制与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禁止强制劳役”的相悖之处。尽管这个不友好的提问最终被校长打断，亨德森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做得没错。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他的论敌不仅有卡特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舒尔茨（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还有里根总统的顾问、后来变得家喻户晓的铁腕人物――格林斯潘。
在这本妙趣横生的《欢乐的经济学》中，经济学原理的阐述始终围绕着日常的经济现象而展开，枯燥乏味的理论被活泼的现实经历所替代。对于看不懂经济学论文中繁复公式的人们来说，亨德森有声有色的讲述为深入理解市场经济打开了一扇大门。譬如，在论证政府是否应该限定最低工资的时候，亨德森谈起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次听证会。那次听证会由里根总统召开，议题是“妇女在家编织衣物，并以计件的方式出售这些小商品是否合法”。事件起因于美国劳工部控告佛蒙特州的一些妇女非法在家工作，因为她们赚取的计件工资违反了最低工资法。在中国，妇女在家做点针线活，从事小买卖补贴家用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没有人会说三道四，然而这在美国却是违法的。亨德森对如此刻板的规定忿忿不平，他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听证会的专家证人。工会代表认为，妇女以计件形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受到了公司的剥削。然而亨德森一针见血地指出，以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过是为了掩盖工会阻止这些妇女与工人正当竞争的真实动机。工会代表毫不理会这些妇女的愿望――她们渴望在没有条件外出务工的情况下，获得一份收入，尽管微薄，但至少比完全没有收入强了许多。关键问题是，这是她们自愿的选择，没有人强迫她们在家工作。令人惋惜的是，根据联邦法庭的决定，这些妇女最终还是没有获得在家工作的权利。
都是最低工资法惹的祸。按照亨德森的逻辑推而广之，这都是政府干预惹的祸。有数以百计的经济学教科书写着：限制最低工资实际上损害了那些缺乏技能的工人的利益，可能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欧盟国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甚至可能会引发黑人的失业问题。然而政府依然对经济学家的建议视而不见。1998年，以莫迪利亚尼和索洛为带头人的几十位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欧盟失业问题的宣言，他们认为，导致欧盟国家高失业率的一项严重的误导性政策就是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因为法令规定的最低工资高于使得劳动力市场出清的均衡工资，如此一来，劳动力的供给就会大于需求，供过于求的结果便是失业。亨德森笔下的许多案例都与类似的误导性政府管制有关，他猛烈地抨击税收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才是唯一正确的制度，然而在我看来，有些时候他似乎显得过于激进，以致于很难听进其他的声音。
亨德森主张一步一步地废除社会保障体系，他认为政府组织的强制性储蓄是没有效率的，个人能够更好地安排他们晚年的生活。然而，他过于信任人类的理性，很多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人类跟“朝三暮四”的猴子一样短视，只关注眼前的消费，“今朝有酒今朝醉”。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人们的跨期迭代效用函数为双曲效用函数，贴现率不断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充当的是严厉家长的角色，他试图矫正人们的不良习惯，使之恢复理性地消费，为未来生活进行储蓄。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都有很多，而我只想起了关于伟大的哲学家诺齐克的一个故事。诺齐克年轻时是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者，后来他对自由主义的看法变得有所保留。有人问他为何会有如此转变，他说，倘若一个人因为某些原因（或许是极端的贫困，或许是家庭情况的要求）不得不卖掉自己成为奴隶，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尊重他（或她）这种选择的自由呢？诺齐克认为，我们更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一些东西（譬如奴隶制），而不是抓住某种立场不放。对于亨德森来说，做出这样的让步或许有些困难，因为他从17岁那年开始就已经打算成为一名自由主义的斗士，对于这项决定，他从未后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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