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是一部气势磅礴、雄伟壮丽的史诗。因此，红军长征是一部讲述不完的故事，长征题材的图书也不断涌现。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选择几本有影响的图书，将其
《随军西行见闻录》最早的长征亲历报告
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与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35年5月29日，中央红军攻占泸定桥，在泸定城召开政治局会议后，决定继续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并派陈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及同共产国际的联系。6月上旬，陈云作为中央代表奉命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7月到达。经潘汉年联络，陈云终于与上海局和共产国际派来的人取得了联系。但上海白色恐怖极其严重，陈云很难在上海立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他去苏联。
8月，陈云在赴苏前的日子里，动手准备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他回顾刚刚经历的长征，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这篇文章中，陈云假托一个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之口，详细、生动地记载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历时8个月、途经6省、行程12000里的传奇经历，高度赞扬了红军将士不畏艰险、浴血苦战、夺取一个个胜利的奇迹，并归纳了红军之所以有强大战斗力的三个原因：兵心团结；民众的帮助；红军拥有一批“非但聪敏，且有才能”的领袖，且上下平等，官兵同甘共苦。文中还写道：“我觉得朱(德)毛(泽东)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黄埔学生对之仍有好感。”“赤军领袖如朱毛、周恩来、林祖涵(林伯渠)、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徐向前、陈毅、罗炳辉、赵博生、董振堂等红军上级军官，“富有作战指挥能力，为坚信共产主义的分子”。文章文笔优美，朴实流畅，情节生动，很有吸引力。
9月上旬，陈云离沪赴苏，《随军西行见闻录》的底稿也被带到了苏联。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详细报告了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后来这个报告被整理成文，题为《英勇的西征》，署名施平，于1936年春发表在共产国际主办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第一、第二期合刊上。与此同时，1936年3月，中共在法国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杂志连载了《随军西行见闻录》，署名“廉臣”。同年7月，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1937年三四月间，由进步青年王福时等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国内出版，《随军西行见闻录》作为“附录”被收入本书。此后，《随军西行见闻录》或被冠不同书名如《从江西到四川行军记》、《从东南到西北》、《随军西征记》、《红军长征随军见闻录》等，以单行本的形式不断重印，或被收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记实》、《长征两面写》等文集，广为流传。
《随军西行见闻录》是“最早以亲历亲闻角度向世界介绍红军长征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与红军领袖的文献”，这本以亲身经历为基础的最早的报道文献，真实、权威，极具史料价值。
《红军长征记》最早的长征回忆录汇编
1936年8月，斯诺秘密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毛泽东认为这是向外界宣传红军的好机会。8月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信：“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军委还向各部队拍发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在中央号召下，大家纷纷撰写回忆录。短短两个月内，红军总政治部就征集到了约200篇作品，50多万字。红军总政治部成立了编辑委员会，由丁玲、成仿吾、徐梦秋等人负责编辑加工，选定110篇，30多万字，于1937年2月编成了《二万五千里》，装订成上下两册，抄写了20份。为了存真，除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加以改正外，绝不滥加修改。后因抗日形势的发展和编辑人员离开等原因，延迟到1942年11月才在延安排版印刷，定名《红军长征记》，上下两册。它不是公开出版的书籍，而是作为总政治部的内部资料发给有关单位和个人。当时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印书用的是粗糙的草纸，不易保存，数量很少。由于《红军长征记》国内现存极少，且保存在档案部门极少有人能看到，李海文任主编，将其重新整理，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于2005年5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刘统也重新整理了《红军长征记》，还补入了几篇重要的亲历记，并作了注释，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为书名，于2006年3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而当年由延安送往上海准备出版、但由于形势变化出版搁浅的另一部回忆录誊清修改稿，历尽艰险，安然存世，被保留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影印珍藏本，首度公开出版。
这部由党中央部署、毛泽东组织编写的《红军长征记》是一部长征回忆录汇编，为长征亲历者所撰写，是“记载长征史实的最早文献”，其重要文献价值不言而喻。埃德加・斯诺自述1936年10月离开陕北时，他“带着一打日记和笔记本，30卷照片，还有好几磅重的红军杂志、报纸和文件”，这里就有《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上海的《逸经》杂志在1937年7月第33期、第34期上发表了署名“幽谷”的《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其中许多生动情节直接引用了《红军长征记》。“幽谷”实际上是化名“王牧师”安排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得到了部分《红军长征记》的原稿。
《神灵之手》惟一一部见证长征的外国人的记述
鲁道夫・爱尔弗雷德・勃沙特（中文名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早年随父母移居英国。1922年勃沙特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在贵州遵义一带传教。1934年10月初，勃沙特在贵州被转战中的红军第六军团当作“间谍”扣留，后跟随红军长征。18个月后，1936年4月，他被红军释放，撰写了有关这段经历的回忆录《神灵之手》，于同年11月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12月，该书在英国脱销，接着又发行第二版和第三版。1937年初，该书被译成法文，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出版。
勃沙特在《神灵之手》中洋洋洒洒写了15万字的亲历记，记录了他在红军及长征中的奇异经历，既有赞扬红军斗争精神的一面，也有宣传基督教的内容。勃沙特从传教士的角度来观察红军、理解红军，记下了所见所闻以及感想，他在“自序”中写道：“许多报道，因抓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红军称为‘匪徒’或‘强盗’。实际上，红军的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反驳了官方报纸和某些新闻界称红军为“土匪”或“强盗”的说法。该书为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红六军团和红二军团的某些重大活动情况及具体时间提供了佐证，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对于研究红军长征有重要的价值。
《神灵之手》是目前发现的惟一一部由直接见证长征的外国人记述红军长征的著作，比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还早一年出版。因此，鲁道夫・爱尔弗雷德・勃沙特“堪称是最早向世界客观报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外国人”。由于该书易被误认为是一本单纯宣传宗教的小册子，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国鲜有人知，也未被研究者关注。1989年2月，《神灵之手》被译成中文，书名为《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的自述》，由昆仑出版社出版。
《红星照耀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的著作
1936年6月，年轻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怀揣80多个问号历经艰辛辗转到达陕北根据地。在陕北苏区，斯诺对上至革命领袖与红军将领，下到普通红军战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行了广泛的采访。通过实地采访，斯诺发现，国民党有关苏区和红军的宣传和报道，是在对全世界撒下弥天大谎，完全掩盖了事实的真相。上文提到这期间，党中央为进行国际宣传，决定编辑《红军长征记》，大家纷纷撰写回忆文章。同年10月底，斯诺带着包括《红军长征记》的部分原稿在内的大量资料，离开陕北，回到北平，决心把“这些日子所看到的、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开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这些通讯报道发表在英美报刊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37年10月，他将这些报道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由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
《红星照耀中国》详尽地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坚定勇敢、不怕牺牲的英雄壮举，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解放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崇高精神和伟大形象，使国民党多年来对共产党歪曲、丑化的谣言攻势顷刻瓦解，给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中国同胞以及法西斯阴影笼罩下的人们带来了信心、希望和力量。斯诺在书中把长征誉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与此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像一场假日远足”。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出版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而轰动的影响。在出版后一个月内在英国就发行了五版，后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流传，成为当年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正是该书将红军长征推向了全世界。美国总统罗斯福看过《红星照耀中国》后，对斯诺非常赞赏，曾三次接见他。1938年2月，该书中译本以《西行漫记》为名，用复社名义出版。出版后不到几个月，就在国内和国外华侨中引起轰动，在香港及国外华侨所在地，出版了无数重印本和翻印本。1939年，当斯诺再次访问陕北根据地时，毛泽东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并且说《西行漫记》是外国人报道中国革命最成功的著作之一。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外国人眼中长征题材图书代表作
斯诺的老友、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前《纽约时报》副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首次读到长征的，从而对中国红军长征的壮举留下了一些初步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索尔兹伯里见到了斯诺。在同斯诺的多次交谈中，他听到最多的就是关于中国红军、关于长征的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心把长征这样史诗般的事件写出来，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长期的敌对情绪开始消融。索尔兹伯里于1972年首次到达中国，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撰写长征史实的建议，请他批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议石沉大海。在此后的十几年里，这一建议又反复提出多次。1983年8月，终于获得了北京官方的批准。于是在长征过了近半个世纪后的1984年3月，索尔兹伯里来到北京，对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健在者，上至党的重要领袖、高级将领，下至当年的红军战士，以及知情的一些普通老百姓等进行了一场旋风式的采访。为了更为客观、翔实地了解这段历史，他还走访了中共党史、军史研究的有关专家，认真查阅了红军长征的档案、文献和有关书刊资料。在历时一个月的研究和搜集资料后，1984年4、5和6月，索尔兹伯里又不顾年老体迈，怀揣心脏起搏器，在两名中方人员的陪同下几乎完全沿着第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途中也涉足了第二、第六军团和第四方面军战斗过的部分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和访问，获得了大量珍贵的长征史料。1985年10月，索尔兹伯里在美国出版了长达30万字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该书运用叙述个人轶事和见闻的写作形式，对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和红军将领作了别开生面的描绘与评述，生动而详尽地再现了史诗般的长征历程。作者认为在20世纪没有“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作为“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奇迹”，“长征是不可比拟的”，“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伟大史诗”。
该书把长征写得鲜活、生动，是“一本颇具特色的文史兼备的新著”。出版后，立即引起全美的轰动，《时代》周刊等许多报刊大量报道，接着欧洲、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也竞相翻译出版。在外国人眼中，《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被认为是长征题材图书的代表作。中译本1986年5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索尔兹伯里1993年5月去世，为缅怀索氏，在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即将到来时，1994年12月该社又再版了此书。
《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来自走完长征全程的世界第一人
1984年10月16日，《经济日报》驻云南记者站站长罗开富从江西瑞金以西的于都河畔出发，历经368天，于198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在漫长艰险的途中，罗开富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体重减了整整十几公斤。他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平均每天走75里路，还要写一篇新闻稿和日记，及时捕捉长征路上的一草一木、一景一情、一人一事，成为红军长征之后徒步按原路、原起止时间走完长征全程的世界第一人。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罗开富根据采访、调查写成的新闻稿达300余篇，在《经济日报》开辟专栏每天即时刊登。1987年6月，由这些稿件汇集而成的新闻集《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杨成武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当年罗开富走长征路时，“用坚定的信念、钢铁的意志和汗水甚至生命做支撑，用脚、眼睛和绷紧的大脑神经写成的日记”，一直无暇整理，终于在15年后，由张爱萍将军题写书名《红军长征追踪》，2001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独特而又难得的日记体著作，与《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堪称的姊妹篇。
《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以作者的见闻和调查所及，不仅撰文记述了红军长征所经之地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根据各地党史研究部门保存的资料和熟知红军长征具体情况的老同志的口头介绍，提供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创举的历史，有一定的史料和学术价值。这本书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等一起，被一些著名大学作为新闻采写学习的必读书。
《中国红军长征记》中外第一部最完整的长征史专著
1930年出生的郑广瑾是空军十九师政治部原副主任。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埃德加・斯诺说过的一句话：“长征是一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写出来。”他深深为这句话所打动。为什么不能有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长篇专著呢？何必自己不试一试。
于是郑广瑾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和攀登。他重走部分长征路线，寻找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为了寻找史料,他先后跑遍全国22家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历时8年,行程上万里，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搜集了大量的弥足珍贵的一手材料。随后，郑广谨把自己关在家中的一间小屋子里，整天不出来，连吃饭也要家里人送。2年零8个月后，郑广瑾撰写完成了《中国红军长征记》，1987年6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红军长征记》全书62.5万字，以宏大的篇幅，严瑾的结构，生动的语言，流畅的笔触，第一次全面地描述了红军的气势恢宏的长征壮举，再现了红军长征的真实面貌。该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读者和史学界、出版界的关注，引起强烈反响。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王子野在书评中说“这是我国作家写成的第一部完整的全面的长征史,这部书纪事翔实,可以称为一部长征实录。”伍修权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评价说,这是一部到目前为止最系统、最全面和最完整的长征史实记述。《中国红军长征记》较好地克服了以往作品中缺陷，比如，偏重个人逸事；零星反映一些长征史实；新闻报道作品中的某些失实等等，是“中外第一部最完整的长征史专著”。
《红军长征史》最具权威性的长征史研究著述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郭德宏、张树军主编《红军长征史》，1996年9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江泽民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和“英雄的史诗”的题词。该书汇集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军史研究的资深专家和学者，在查阅和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充分参考和吸收当时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人们常说，写历史著作难，写一部质量较高的历史著作更难，实事求是地写一部质量较高的历史著作难上加难。《红军长征史》编写者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长征进行了新的观察、探求和思考，用心去写。编写过程中，他们研究、利用、参考主要书目至少140余种，摘引史料不下数百件，重要事件、关键性情节、人物、故事的描述以档案资料或史料为依据。《红军长征史》展现了红军长征的全貌，比较好地阐述了遵义会议等几个会议对红军胜利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从红军长征世界影响的角度研究长征。该书结构严谨、资料翔实、态度求真、文笔流畅，是国内外有关红军长征史研究的著述中公认的最有分量、最具权威性的著作。
《长征行》党史专家重走长征路
从1997年9月到2005年6月，党史专家石仲泉前后历时五六年之久，断断续续地重走了红一、红二方面军的全部长征路及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长征路。他实地考察，体验党史，将所见所闻所思所论记录下来，集成《长征行》，于2006年1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石仲泉提出“走走党史”的理念。他指出：“党史工作者要搞好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应尽量走出‘书斋’，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问题，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实际的可靠材料。”他认为，走与不走，大不一样。“一般地说，经历了一番体验而写的党史、军史、革命史，不会是文山会海，而是有具体材料、生动情节的；不会是概念化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不会是干巴的，而是鲜活的，让人喜闻乐见的。”
“走走党史”，首先要走长征路。通过重走长征路，石仲泉对红军长征有了新的感性认识，对长征的千难万险有了切身的体验，对长征精神也多了几分感悟，因而结合亲身经历和独立思考撰写成的《长征行》，增添了颇多的亲历性和写实感，饶有趣味，有血有肉。作者在形象生动地讲述长征史的同时，穿插记述了沿途的民风习俗、礼仪服饰、饮食特产等，还汇集了大量第一手珍贵图片。同时，他对主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重要历史人物的重大活动情况，特别是存有争议的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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