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辞书特别是语文辞书的编纂出版，提出了许多标准化方面的课题。要不要立项制定出相应的规范，能不能制定规范？需要尽快有个结论。
现代辞书编纂以语料库为依托，采用最优化的手段在辞书中提供全面的、规范化
的、科学化的语言信息，我国迄今尚没有真正意义的使用语料库编写的辞书。
中国要从“辞书大国”晋身“辞书强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中国辞书事业如何持续发展繁荣，中国如何从辞书大国迈向“辞书强国”，这是每个辞书人都在思考的问题。在中国辞书学会第七届年会召开之际，笔者想就此谈谈个人的一些思考。
辞书编纂标准化：稳中要求突破
辞书编纂与语言文字规范化关系非常密切，从古代的石经、“字样”之书、各类辞书到近现代“成文化”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出现，昭示着时代的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有关部门陆续发布了130多项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涉及语文教育、新闻出版、辞书编纂、信息处理等社会应用的各个领域。这么多规范标准，靠什么来推广普及呢？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语文辞书。这是因为：（1）语文辞书贴近群众应用实际、覆盖面广、实用性强，借助它可以有针对性地宣传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外语的有关知识，提高人们用语用字的规范意识，促进语言文字的规范、丰富及其健康发展；（2）借助语文辞书可以使抽象的规范标准具体化、有形化、集成化，能够最大限度地指导并方便读者查阅使用；（3）语文辞书可以详细解说各项规范标准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条件，不仅告诉读者“为什么”，还可以将国家的某些硬性规定“化”为积极的引导，使读者在使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规范化熏陶。正因为辞书在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人们常常把它比喻为“不会说话的老师”。这就更要求辞书工作者必须以贯彻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为己任，为读者奉献出符合语言文字规范的精品。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毋庸讳言，辞书编纂是一种创造性的科研活动，编纂实践中遇到的许许多多新情况、新问题，不是简单照搬规范标准的某些“条条”就能完全解决的，往往需要在占有大量鲜活语料和语言事实的前提下，深入钻研、创新，才有可能找到比较合适的解决思路或处理方式，当然这样做可能会突破原有的某些规范，从而成为制定新的规范或修订某些规范的基础。所以，辞书工作者既是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受益者、应用者，又是语言文字标准化工作的参与者、建设者。
当前辞书特别是语文辞书的编纂出版，提出了许多标准化方面的课题。比如，双语、多语辞书中汉、外文字混排时标点符号的使用，由于无章法可循，往往在处理上很不一致，给读者带来困惑。要不要立项制定出相应的规范，能不能制定规范？需要听听各位专家的意见。再比如，《汉字统一部首表（草案）》在辞书界影响很大，修订后要不要根据相应的归部原则对一定字量的汉字进行归部处理,整合后制定一个新的规范？据了解,教育界、中文信息处理界都很需要这样的规范,辞书界的看法则不那么一致，国家语委想进一步征询各方面意见后再作定夺。还有一个汉字的“类推简化”问题，“无限类推”当然不行，“有限类推”确定在什么范围合适？目前并没有定论,应用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也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必要时可以召开听证会或在互联网上广泛听取意见。这个问题不仅研制《规范汉字表》回避不了，辞书界更是非常关心，需要尽快有个结论。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涉及方方面面、家家户户，因此，制定、出台任何一项规范标准都要既积极慎重，又科学稳妥。在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方面，辞书界与语言文字工作战线是一家，中国辞书学会挂靠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以来，工作联系上方便多了，希望今后多沟通，尽力避免“两张皮”，让读者无所适从。
由于历史原因，当前通用的国际标准大多是由美欧发达国家制定的，中国参与制定的还不到千分之二。在西方企业巨头“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全球化”的标准策略的刺激、打压下，我国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今年全国标准化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国家标准化发展战略和《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目标是2010年实现基本建成重点突出、结构合理、适应市场的技术标准体系，2020年实现标准总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中文信息处理作为我国具有一定产业优势的领域，被列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标准的重点创新”领域予以支持。而该领域的发展创新，离不开语言文字本体的研究和相应的规范标准建设。辞书行业作为与语言文字和信息处理关系最为密切的行业，面对严峻的挑战要有紧迫感，在做好辞书编纂工作的同时，多为国家语言文字标准化事业做出贡献。
辞书编纂手段需要现代化
中国辞书历史悠久，往上可以追溯到《尔雅》的问世。长期以来我们形成了优良的辞书编纂传统和理论，有约定俗成的一整套辞书编纂经验，有一支严谨敬业的辞书编纂队伍，靠手工操作也编出了高质量的辞书，有的单一品种甚至创造了累计发行几亿册、几千万册的奇迹，这是我们引为自豪的。但是，随着互联网络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辞书事业也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需要与时俱进，辞书编纂手段的现代化很自然地提到日程上来。
现代辞书编纂以语料库为依托，采用最优化的手段在辞书中提供全面的、规范化的、科学化的语言信息，以适应不同层次、不同读者的需求。基于上述理念，国外同行都很重视辞书编纂手段的现代化，基本上是采用基于语料库的编纂平台编写辞书，比如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都有超过10亿词的超大规模语料库。基于上述语料库编写的辞书，“从入门级到高级，从单语到双语，从英式英语到美式英语”，应有尽有。而我国，语料库、知识库等基础资源库建设相对滞后，多数出版社主要还是靠手工编纂，技术比较落后，我国迄今尚没有真正意义的使用语料库编写的辞书。因此，从辞书事业的长远发展看，抓紧建设适应辞书编纂不同需求的各类语料库成为燃眉之急，可以独立建设专门服务于某项编纂工程的语料库、知识库，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络分工合作，共建大型通用的语料库或充分利用已有的国家语委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集成语言资源，实现辞书行业的共建和共享。我们需要努力开发适用于辞书编纂的各种软件，包括选词立目、释义信息自动提取、例句自动提取等软件和检索软件、校对软件，逐步实现辞书编纂手段的现代化，并积极促进传统编纂手段与现代化技术手段的有机融合。
出版载体方面也面临着一场革命。中国辞书现在基本上还处在纸质出版阶段，电子版、网络版很少，而国外已经进入纸质、电子、网络出版共生的阶段，其中后两种介质辞书的出版方兴未艾。据说国外有一种非常著名的百科全书，已经不再出纸质版。而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5年底，中国的网民数和联网主机数分别达到了11,100万人、4,950万台，分别是1997年9月第一次调查结果的179.0倍和165.6倍。现在中国平均每十多个人中，就有1个人经常上网，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主要渠道和载体之一。发展网络版辞书已是大势所趋，既方便读者检索、使用和下载，更方便产品的及时更新和升级，避免了纸张资源等的浪费，何乐而不为！
实现辞书编纂手段的现代化，难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的观念。在计算机强大的记忆能力、准确的运算能力和迅速的搜索能力面前，敢不敢放弃或尽量少用传统抄卡片式的搜集分析语料方法，对于习惯于用传统方法、手段编辞书的人是个考验。开发网络版辞书，可能会涉及知识产权和版权方一部分利益，但敢不敢迈出这一步，对出版社首先就是考验。一方面，辞书编纂要适应信息时代，要很好地利用信息化平台做好辞书出版工作，给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另一方面，辞书编纂的“传统任务”，也应该提升到信息化的高度去认识和进行，自觉地为国家信息化服务。
中国辞书离世界究竟有多远？
中国辞书离世界究竟有多远？笔者不敢妄下断言。但我以为，时刻保持头脑清醒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仅从参与过辞书编纂的人数、辞书出版的品种和发行数量而言，中国可以说已经开始步入“辞书大国”的行列；而如果从辞书事业发展现状、辞书编写质量、辞书编纂技术手段的现代化以及辞书理论研究、辞书市场的成熟程度等指标来看，中国远非辞书出版的强国。前面谈到中国辞书编纂技术手段的落后和语料库建设方面的不足，其实与国外先进国家的差距还不止这些：中国辞书界不善于学习借鉴词汇学研究成果，辞书产业与汉语词汇学界基本上是“两张皮”；中国对辞书理论研究不够，设计理念陈旧，近年来汉语语言类辞书虽然在设计编排上有了可喜的进步，但总体来说仍然缺乏对国外先进辞书理论的引进吸收，缺乏特色，创新少；中国辞书出版规模总体较小，每年销售总码洋尚不及最著名的国外一家出版社的全球销售收入；中国辞书不太注重市场调研，出版载体单一，选题重复，设计理念与使用者需求时常脱节，特别缺少有针对性编写的学习型辞书；中国缺乏与国外同行之间的交流，除一些学者定期参加亚洲辞书学会的活动外，在全球性辞书学大会上几乎没有或很少见到中国学者的身影。上述现象，与中国的国际大国地位和汉语作为全世界“应用力”排名第二的国际语言的地位很不相称（参见联合国《2005年世界主要语种、分布和应用力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使用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汉语已成为“应用力”排名世界第二的主要语种，仅次于英语，排在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之前）。看来，中国要从“辞书大国”晋身“辞书强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提高我国辞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切实做好汉语的国际传播、推广工作，辞书界首先需要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精诚团结，共创和谐共事、相互激励、有序竞争、繁荣发展的辞书出版大环境。我想，如果中国辞书界真的意识到、也注意克服了上面提到的这些差距和不足，放眼国际辞书出版大趋势，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努力，那么，中国辞书的强国之“梦”也许真的会在我们手中实现！ （作者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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