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社会学毕业论文质量座谈会7月19日开。东道主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教授。三校社会学系的七位教授出席：清华沈原、郭于华，人大潘绥铭、林克雷，北大杨善华、刘世定，郑也夫。
本想录音后整理成文。不料，一谈起来，大家情绪高涨，加上彼此关系太近，谈话极为随意，相互频繁穿插，亢奋时语速极快，间不
三系论文今年的滑坡，是大家的共识。人大还未走出改制（变三年为两年）的颠簸和论文的低谷。北大过去论文水平较高，挑选优秀论文时颇费斟酌，今年骤然下跌，候选论文很容易挑选。郭于华教授坦言，清华今年的论文惨不忍睹。别人乍听以为是自谦或幽默性夸张，因为他们起步时学生论文的成功率令人惊讶，便追问：你们学生少（今年9名硕士毕业生），小灶开得好，还不行？她摇头叹息：“惨不忍睹。”郑也夫教授曾在人大、北大两系任过教，为编辑三校论文集这两年过手的论文较多，他认为，现在一半以上的学生对毕业论文不投入、不认真，敷衍成篇。沈原教授说：“如果三系的论文全面滑坡，人们对整个中国社会学教育的印象将大打折扣。”大家对此认同。或许是我们三系的教授自负了一些，但这确实是既含骄傲又含悲哀的、我们的真实想法，也是不避酷暑聚首清华的原因。
我们觉得，社会学的论文在难度上高于其他学科。我们的学生要读理论文献，和前辈作理论对话，又要做调查，做经验性研究。有的学科只做前者就够了，比如哲学，还有的只做后者就可以了。而我们要兼括二者。我们还觉得，在相当一段时间中，我们学生的毕业论文优于经济学等学科的毕业论文。但是问题是怎样保持和提高，今年发生的事情是我们论文的总体质量在滑坡。
为什么滑坡？如何抑制？讨论先是从学生说起，很多学生最后一学期几乎都在找工作。但也有几位教授认为主要问题不在学生，而在教师：教师的敬业与否、能力高低，对论文质量影响极大；特别是教师的不敬业，才是学生论文水平下滑的根本原因。大家议论了一番，可否教师间在辅导论文上有个互助小组，但最终没有想出良策来避免带来的负作用，只是提出了问题。因职业道德与素质是殊难深究和改善的，所以在与会者势必缺少不了的情绪化议论后，话题还是转向了制度安排。
激励和促进学生论文写作的制度首先是把好出口关，就是所谓“严出”。环顾三系近年的情形，均是百分之百的通过，一票不同意的都属非常稀少的情况。人大近三四年来，几乎每年都向学生通报，答辩会要严格进行，绝无宽大。但最后每每心慈手软，全部过关。大家明白如此“吓唬”将越来越无效。但当七位教授真的议论到“枪毙”几个时，还是为难。甚至担心“有跳楼的怎么办”。于是关于“严出”的讨论很快转向了另一制度安排。
今年论文下滑的直接原因是毕业生增加，就业艰难，找工作耗时巨大，用人单位动辄要求学生实习两三个月，与论文写作严重冲突。估计此种状况几年内不会扭转。因此，一项制度上的设想是：我们可否要求学生在最后一个学期开学前完成论文，开学后答辩，最后一个学期反正我们也很难抗争过学生与用人单位合谋的“逃学”。七教授对这一设想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几位教授提出，论文选题时间应该大大提前。有的说，最后一个学期白白给了用人单位，太便宜他们，损失了我们的教学时间；尚有一个对策是，说服校方将政治课从第一学期挪到最后一个学期，这样一方面可以将两门专业课补政治课的空缺提前进行，为论文写作完成专业上的准备。另一方面，步入社会前进行政治教育，此其时也。写论文是学生的自由时间，很容易被用人单位剥夺，上课时间如果坚持点名制，则可以和用人单位抗衡。所以还可以安排一门专业课在最后一学期，如此调换都是为了“倒出空来”提前写论文。因为最后一个学期毕竟不是天天有课，到用人单位去实习还可适当进行，也算给学生留了活路。
其实论文提前写作还有一个好处。教师们都知道，考试的效度有限，光靠考试选拔研究生有很大的片面性。所以这些年保送的比例在增长。如果在筛选保送者的时候有了毕业论文（哪怕是初稿）作依据，其判断就要可靠得多。特别是来自外校的保送生，缺少论文实在是根据不足。因为不诚实与不信任，推荐信在中国发挥不了作用。这也是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论文提前一个学期完成的一项积极功能。如果我们三系提出保硕、保博都要看论文，外校申请通过保送方式进入三系的学生就会自动提前完成他的论文。久而久之，论文提前一个学期就会成为制度。很可能，论文提前进行利大于弊。
大家虽然在“论文提前”上有较大共识，讨论颇富建设性，但很快就离开了这一议题，不约而同地又回到了刚才没有结果的“枪毙”不合格的论文上面。或许是因为虽然难办，但这个问题占据大家头脑的时间太久了，现状又太离谱了，潜意识中都希望有所突破。一个新的建议被提出来：一个系每年硕士生答辩，起码要“枪毙”一个，即“枪毙”的人数要“大于或等于一”。从严格的道理上看，这似乎不合理，这不是像反右运动一样，按名额而不尊重现实吗――今年的论文都合格，为什么要枪毙一个？明年5个不合格，为什么只枪毙一、二个？原因在于，也是七教授所共识的，现在一个系里每年不可能一个不合格的论文都没有，此其一。其二，捅破这层窗户纸太难了，如果我们的原则还是根据实际情况判定论文通过与否，结果必是全体通过，要能真的“枪毙”一个不合格的论文，几乎必须将规矩预先定下来：至少要枪毙一个，这是不更改的规定。七教授怀着极大的热情讨论这一设想，越讨论，共识越大，论据越多。有人说：要事先，乃至一进这个系就告诉学生们有这个规定，你好自为之，这样老师和导师日后对学生都好交代；同时，学生有了心理准备，休克的可能性减少。当然其实不是"枪毙"，是修改论文，半年后重答辩，半年是不合格者必须付出的代价，当然也不排除半年后仍不能通过，但大多数人通过的可能极大。还有教授说：这个规定有助于导师管束和劝告学生自动推迟半年，免得通不过。其他教授则立即补充：自动推迟可以，但决不能占据了“枪毙”名额，解放了其他所有同学，换句话说，规定的是参加答辩者中枪毙人数大于等于一。不然很可能退出者比不退出而通过答辩者的水平还强。枪毙者如何产生？大家讨论的结果是，一个系有几个答辩组，每个组报上一个人，比如四个组，共报上四个枪毙候选人，系里组成终审委员会，从四人中选出大于等于一的被枪毙者。以此解决公正问题。甚至还可以请外系教授参加终审。当然这样的话，各系答辩会的分组方式也要于之匹配。七教授还认为，如果三系一同这么做，阻力会小一些，外部有了参照，便于内部说服大家。
这个座谈会中虽有三系中的副主任参加，但会议性质上是自发的，探讨性的。但七位教授相约，向各系学术委员会建议实施以上方案。
大家还讨论了时下论文中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理论和调查的脱节，前者成为后者的标签的问题。但因为时间关系，未能深入讨论。大家还有一个共识，应该为学生开设“怎样写论文”的系列讲座，乃至课程。也可由三系联合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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