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屏选秀的文化分析

编者按：当“超女”、“好男儿”已经不再仅仅是荧屏上几个少男少女的蹦蹦跳跳，而成为持续的民族狂欢之时，如何来看待时下这样一种浓烈的娱乐气氛就成了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本期学林从文化评论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杨剑龙的《荧屏选秀的文化分析》一文试图从形形

近年来，由湖南卫视“超女”的轰动，引起国内荧屏选秀的愈演愈烈，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江苏台的“震撼一条龙”、“雪碧音乐季”，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星光大道”，浙江卫视的“彩铃唱作先锋大赛”，安徽卫视的“超级猫人主持秀”，湖南卫视的“闪亮新主播”，星空卫视的“星空舞状元”，重庆卫视的“第一次心动”，等等，选秀活动花样百出，你未唱罢我登场，唱唱跳跳，哭哭笑笑、热热闹闹。

如何看待当下内地的荧屏选秀？荧屏选秀透露出怎样的文化背景？

荧屏选秀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电视台追求收视率的策略。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电视台将求生存求发展置于首位，追求收视率、扩大节目影响、赢得市场份额成为各电视台的重点，以致于各电视台纷纷削减了文化类的栏目，加强了社会性娱乐性的节目，在市场竞争中追求收视率。阿兰・斯威伍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收视率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联：“很显然，发行量的大小或收视率的高低，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因为广告费率的计算与它们是成正比的，其结果就是造成敌对报纸与杂志及电视台的无边竞争，恶性地相互较量，使得媒介内容趋向比同，市场上迅即出现了一大堆企图追寻商业‘成功’之产品，而文化媒介之兴起，其最主要的功能，变成是满足赤裸的经济利益。”因模仿“美国偶像”节目而获得成功的“超级女声”，使湖南卫视在全国的收视份额上升了20％，并连续20个月排名全国省级卫视台收视冠军，其总决赛的广告达到了每15秒11.25万元的天价。这导致了各电视台纷纷上演了各种相类似的荧屏选秀节目，甚至出现了四大热门选秀节目都自称收视冠军的奇特现象。

荧屏选秀是大众文化流行中群众性娱乐狂欢化的形式。新世纪以来，大众文化的流行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在躲避崇高中追求享乐，在抵御训诫中突出自我，在迷恋世俗中寻求娱乐，在社会不断物欲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群众性娱乐狂欢化的倾向，因特网、电子游戏等满足了一部分人自娱自乐的欲望，荧屏选秀正迎合了大众娱乐的倾向。加塞特在《群众的反叛》中说：“大众已经决定要走上社会生活的舞台，盘踞空间，并且搬弄道具、分享以前为少数人专擅的娱悦之情，其结果也就不言而喻，就是大众将要支配政局了。”荧屏选秀正是满足了这种群众的反叛，在以往少数人专擅的舞台、屏幕上亮相，舞台、荧屏已成为大众娱乐的场所，“草根”招牌下简易的报名手续和低廉的报名费用、平民化的“想唱就唱”、“我型我秀”的口号，使诸多少男少女走上舞台荧屏，我行我素怪招百出，也让诸多观众激情洋溢如痴如醉。超女走红的名利双收，也诱惑着人们纷纷投身荧屏选秀之中。

荧屏选秀是社会资本觊觎中推波助澜获得赢利的结果。电视台的生存与发展与社会资本的投入密切相关，“超女”的轰动使投资的蒙牛乳业获益不少，其以2800万元买断“超女”冠名权，去年上半年获得的纯利润高达2.4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4％。这也使众多社会资本看好并投资荧屏选秀，可观的广告资助促进了选秀的兴盛，形成了对于荧屏选秀的推波助澜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短信投票之招。据说在去年“超女”决赛的当夜，仅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收到的短信投票就足有800多万条，给湖南卫视和中国电信带来了滚滚财源，“超女”也就成了主办方的“财女”。西蒙・弗里思指出：“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通俗艺术，电视必须包含资本和人民这两股对立的但却相关的力量，才能在财经经济和文化经济中有效地流通。”在荧屏选秀过程中，资本和人民有效地流通了，使投资者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赢利。为“超女”动辄百万的短信量所吸引，各大选秀赛均流行短信投票，甚至有的选秀节目规定一名观众最多能为一名选手投18票，在主持人的煽情吆喝中，选手们的PK竞争中，粉丝团的如痴如醉中，随着短信投票的急速上升，不尽财源滚滚而来。

荧屏选秀说到底是大众化娱乐性节目，它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其对于丰富群众的业余生活、拓展电视台的发展空间等方面，都有着相当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层出不穷的荧屏选秀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在盲目追求收视率中，荧屏选秀克隆中大同小异。这是一个克隆的时代，有人指出“超级女声”是拷贝了“美国偶像”，而“美国偶像”又是抄袭了英国的“流行偶像”。随着“超级女声”的走红，层出不穷的荧屏选秀节目都有着克隆的色彩，海选、PK、零门槛，短信投票，大同小异。“加油！好男儿”走“超级男生”的路子，从评选范围到比赛模式，都与“超级女声”非常类似。选手表演，评委打分，短信投票，成为荧屏选秀的常用路子，主持人声嘶力竭，选手们花样百出，粉丝们激情洋溢，成为荧屏选秀的基本场景，克隆模仿大同小异，哭哭笑笑缺乏原创，唱唱跳跳缺乏个性，使荧屏选秀呈现出雷同化的倾向。同时，在群众性娱乐狂欢化中，荧屏选秀呈现出低俗化倾向。荧屏选秀是一种大众文化的表现，理查德・汉密尔顿认为大众文化具有“流行（为大量受众而存在）、转瞬即逝、唾手可得、成本低廉、大量生产、主要以年轻人为诉求对象、诙谐而带点诘慧、撩拨性欲、玩弄花招而显得俏皮、浮夸、足以带来大笔生意等十一项特质”。大众文化的这种俏皮浮夸，使荧屏选秀中明显具有低俗化倾向，卖乖露丑成为选秀中突出现象，唱歌走调、动作怪诞的歌手，却在“我型我秀”里一路高歌猛进；选手说谎话、说脏话被挂在网上，竞争中有关选手恶劣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在煽情式的主持中，让选手们出尽洋相泪眼迷离，在有的评委恶语相加的评点中，也使选秀呈现出低俗化的色彩，使其沦为一种缺乏文化审美趣味的节目。

另一方面，在社会资本投入中，也表现出娱乐产业的盲目性。荧屏选秀的热播，形成了商家与电视台的双赢，但是却表现出目前我们娱乐产业的盲目性。随着社会物质的不断丰富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休闲渴望娱乐成为一种社会倾向，娱乐产业具有很大的市场与辉煌的前景。但是，当下我们的娱乐产业尚不够成熟，既缺乏对于市场的调查分析，又缺少对于产业前景的规划，一轰而上盲目跟风，使得这类选秀节目呈现出随意性、无根性，在商家对于荧屏选秀的热衷里，可见出他们对于唾手可得转瞬即逝大众文化产品追求的盲目性。

霍克海默在《艺术与大众文化》中指出：“大众文化是一种可怜而贫困的美学产品’，它们并不想、也从来不把人当作主动而知所反省的，大众文化的产品只把人当作是被动而易受操弄与控制的。就在大众媒介营造出来的奇幻世界中，文化与娱乐混为一体：大众艺术是‘盲目的，沉溺于奇思幻想之中’，任何正常的人都要为此而深觉沮丧，大众文化所教育者无他，就是让大众谦卑顺服而已。”虽然霍克海默对于大众文化的批评有过于苛刻之处，但是仍然值得我们警醒。作为大众文化的荧屏选秀应该注重独特个性，避免低俗化倾向和摆脱娱乐产业的盲目性，否则荧屏选秀将沦落为一种可怜而贫困的美学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