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佩居 摄影：本报记者 丁杨
上世纪60年代初，法国少年保罗为学习德语来到德国巴伐利亚的小村子，在此他邂逅魏玛国防军医生之女克拉拉，她知道
读书报：你希望《狂笑》“能和所有人都有关系，能针对现在的年轻一代，并向他们说明我们怎么成了现在的样子”，这部小说达到你的这一期望了么？
佩居：我想达到了。这本书目前在法国和意大利卖的都还不错，作家的责任是把很多观点和记忆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去，我很高兴这本书能够得到从上一代到年轻一代的关注，我试着通过这本书传递一些连接两代人的观点。
读书报：有评论认为，《狂笑》是你的作品中迄今为止与你个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部，是这样吗？
佩居：就作品同我个人经历之间的关系而言，在《孤独的女孩》中牵涉的比较少，因为那部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相对简单，但《狂笑》中有二战历史背景和很多人物，还有关乎幸福、罪恶、战争等等人类本质的问题，要复杂一些，这样我的个人经历和情感也就更多地牵涉进去了。
读书报：去年正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你出版的《狂笑》以二战纳粹罪行为题材是有意为之吗？
佩居：《狂笑》的出版正逢二战60周年纪念纯属巧合，这部作品我已经创作很久了，并没有想过它一定要在2005年出版。二战是20世纪很重要的事件，关于其中的深刻意义，我们的了解其实很有限。也许人类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才能真正了解这场战争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读书报：谈谈你的写作状态，你的写作受哪些作家或作品的影响比较大？
佩居：我从十五、六岁就开始写作，第一部作品是30岁出版的，可以说我有长期的写作经验。如今我是哲学老师也是作家，由于我定期推出作品，所以我更像是个职业作家，也许我以后就以写作为业了。
我的写作最初受到一些超现实主义作品的影响，后来是浪漫主义的影响，也受到海明威小说的影响，在表达上很有效率很简洁。另外也受到童话的影响。
读书报：你怎么看法国的“新小说”？
佩居：我觉得法国的“新小说”就像一个名牌的标签，在全世界都很有名。如果说罗伯－格里耶写的是“新小说”，那我写的就是老小说。我不太认同罗伯－格里耶那种新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的演变，不太赞成他们对小说创作的改革。
读书报：哲学专业背景是否令你的写作有更多的哲理和思辨性？
佩居：哲学专业背景可能令我的思考会更理性一些，但在文学创作中会有很多感性的成分。在处理小说的人物和场景时我更像是电影导演或画家，我会用文字传达给读者很感性的东西，我不愿意把我既成的理念灌输给读者。我希望读者从我的小说中去感受文字背后的思想。我的写作其实是一种邀请，邀请读者来感受我作品中的一切。
读书报：在《孤独的女孩》中，你笔下的书商沃拉说“文学已经奄奄一息，危机四伏”，这是否也代表你对文学现状的看法？
佩居：谈到文学的现状，我很欣赏罗兰・巴特的一句话，他说“文学就像是一位正在发烧的女子，我们不知道她会复活还是死去”，小说家的使命其实就是用写作来尽量延长文学的生命，我们都要面临同样的问题――文学如此脆弱。
读书报：你对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有何看法？
佩居：我对帕慕克和他的作品知之不多。我跟他有一面之缘，因为我们曾在同一家出版社出过书。我知道他一直专注于土耳其题材的写作，也能理解他对这一题材的热诚和创作激情。
皮埃尔・佩居作品中文版：
《孤独的女孩》（La petite Chartreuse）黄天源译，漓江出版社2005年版
《生育诗章》（Naissances）黄天源译，漓江出版社2005年版
《食人魔的狂笑》（Le Rire del'ogre）郭安定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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