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这本《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1945）》，似乎对作者耿德华（Edward M.Gunn），这位美国的汉学家有些模糊的印象，觉得好像在哪篇文章中见过。后查书，在夏志清的《新文学的传统》收录的《重会钱钟书纪实》一文中果然有如下记载：“我（夏志清）对钱说，我的学生耿德华博士论文写抗战期间的
忠实地记录这段事实并不仅仅是为了印证我的印象之准确，更重要的是注意夏志清和耿德华之间言传身教的师生关系。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内地学者千呼万唤之后终于于去年在大陆出版，而今他的学生耿德华的《缪斯》一书的出版无疑可以看作对夏志清先生的学术研究的继承和延续。此话并不虚谬，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先生对沦陷区的几位中国作家高看许多，对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等这样几个几乎遭到历史灰尘掩盖的作家的重新挖掘并进行文学本体性和审美性的高度评价，不但使这几位作家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焕发出光彩，也引起了众多文学史研究者对沦陷区文学发展情况的兴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耿德华的《缪斯》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由点到面，由点到线的研究的继续和延伸，当然也无可置疑的是一种深度挖掘。
一个奇怪的情形就是：有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三十年、当代文学史、甚至文革时期的文学研究，偏偏少见对抗日战争期间沦陷区文学状况的研究。这个文学史研究者有意回避的区域，或者说对这个时期有意冷落的态度显得颇有些意味深长。对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学状况的研究，也许最显著的成就就是在1998年底，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分7卷8册，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但是这样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汇编史料、找寻失落的作家和作品、对文学现象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归纳等等初步阶段，至于对这个时期的文学状况进行专门的“史”的研究，虽然断断续续地可以看到部分的成果，但是形成的专著几乎不存在。记得钱理群先生在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出版之后就接到许多要和他“商榷”的文章，但是文章的结论总是不断地流入可怕的谩骂和诬蔑。其实这些论调是和学术研究无关的，但是这种非理性的声音却一再阻挠了研究者前进的脚步，最终的结果，本该属于我们早该研究的领域被国外研究者捷足先登了。
耿德华在这本书的导论中，开宗明义地说：“这部书研究的对象是1937至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军事占领区的中国文学。他的主要任务不是要研讨文学的社会作用或者作家们在道义上所处的窘境，而是要以批评家的眼光作出正确的评价，目的在于把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家的主流中去。”这是以“批评家的眼光”，不是以政治家、历史学家以及哲学家的眼光解读文学。众所周知，在中国内地，把文学研究纳入文学批评和文学审美轨道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重写文学史”运动。这次运动“已成功地使中国内地的文学批评从过去的政治－阶级型话语转向文化－审美型话语，文学研究摆脱了政治理念规范，获得了更为自由和宽松的空间”。也正是这次“重写文学史”运动使以“批评家的眼光”研究文学的独特视角日益深入人心，逐渐成为一条研究者的常识。《缪斯》一书的译者张泉先生在书的序言中对这种情况却提出了质疑，担忧这种文学研究中向文学－审美型的转向会变成另外一种僵化而单一的理念规范，并且提倡应该走“多元的话语并存”的研究道路。我觉得这种担忧并无必要。对中国的学术研究体制而言，一种矫枉过正的新的研究规范的提倡虽然会暂时的有一枝独秀局面的出现，但是，一枝独秀最终会变成和原来的规范平分天下，进而言之，多元批评话语的涌动和出现是提倡用“批评家的眼光研究文学”之后所必然出现的状况。
换句话说，无论耿德华的《缪斯》的出版，还是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他们所提倡的学术研究理念和规范，都是文学史研究者们首先要关注的，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才能更多地关注“文学史以外的东西”（王晓明语）。这也正暗中契合了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提出的文学史研究中的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描述读者、批评家等对文学作品的解释、批评和鉴赏的过程；另一个任务就是探索整个文学内在结构中作品的发展过程。
《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1937年－1945年）》，【美】耿德华著，张泉译，新星出版社2006年2006年8月第一版，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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