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诗经讲义》是一份课堂笔录，是闻一多先生1944―1945学年在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授《诗经》时我的听讲笔记。
1944―1945学年我只是二年级学生，本没有资格选闻先生的《诗经》课。但联大的课堂是开放的，没有人会问你是谁，也没有人会怪你占了听课的好位置。这样，每次上课，我就早早进教室，占据
先生的课是很吸引人的。他用浑厚的男中音，感情充沛地朗诵诗篇，使每一个人都被深深打动。他不拘一格，用各种方法来讲解诗句，在微妙处借用英语，在学生难以形成概念处就辅以形象：在黑板上或书写出好看的各体古文字，或勾画出古代器物的示意图，只求大家懂得真切明白。本系或外系的老师，甚至校外社会青年，也常和学生挤在一起听课。
先生的讲授大体上可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先生首先论述《诗经》的性质和研究《诗经》的任务。他指出：《诗经》是我国第一部教科书，而且最初是唯一的一本教科书，不但长者用它来教导少者，而且统治者把它作为“教化”工具，以便在礼崩乐坏之际维护其统治的社会基础。因此，先生郑重宣告：“五四”以来研究《诗经》的任务就是：拆诳。为此，我们必须掌握和运用随社会、思想和学术的进步而日益完善的工具拆穿其骗局。
先生接着谈到“通例”。他指出，古人说话有一种特殊技巧，就是越到紧要处越不明说。三百篇的技巧，人称：“赋、比、兴”。“赋”与“比”容易理解，而“兴”，闹了几千年也没有人解释清楚。这是研究《诗经》的难点。其实只要联系古人说话的特殊技巧，特别是参考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歌谣，就会恍然大悟了。
先生讲授的第二部分，是对诗篇的选讲。先生从“风”（包括“南”）诗中选择了42篇，作为1944―1945学年讲授的《诗经》教材。这42篇的内容，包括青年男女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追求，对结婚的期待，以及婚后女方被欺、被弃的痛苦，按照事态的进程，循序编排诗篇的目录。
先生特别指出，在《诗经》产生的时代，妇女在婚恋问题上的自由程度以及她们在家庭、社会上地位的变化，是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密不可分的。先生所选讲的这42首诗，就反映了这一变化。
有人说，闻一多先生早年是诗人，后来是学者，晚年则是战士。然而，先生对《诗经》的讲授表明：这时他既是诗人，是学者，又是战士，三者同时集于一身。
唯有诗人才能真懂得诗。先生以诗人的情怀，来感受几千年前妇女的幸与不幸，体会她们受辱而不能起而抗争的苦衷（无谋生手段）。唯有学者才能拨开逾千年笼罩住《诗经》的迷雾。先生以学者的科学精神，旁征博引，剖释毛诗旧注如何窜改、歪曲诗作原意，把血泪的哀诉说成是对妇女们的惩戒，说千错万错全在于女子。唯有战士，才有胆识去拆穿旧时代的统治者及其御用经师儒生所布下的骗局。先生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出于深厚的历史责任感，在全部讲授结束时再次发布战斗檄文：从诗序、毛传，到整个封建时代的旧注，都是站在统治者、男权方面，歪曲原诗意思的。“我们现在翻案！”
先生不但讲课认真，而且对学生也十分关心。我三年级的那学年（1945―1946）结束时，联大8年的历史也告一段落，未毕业的学生都要在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选择复员北上后自己继续学业所进入的学校。先生向我的一个同学问起我的选择，她回答说，我选了北大。先生说，他觉得我今后是可以做点研究工作的，而从我的卷子看，我好像更适合到清华去。我听后十分感动。我本该向先生亲口解释我的选择和日后的打算。然而，我深知先生一向十分繁忙，我实在不该、也不忍再多“剥夺”先生的时间了。考虑再三，我终于决定请这位同学代我解释：选北大，是因为听说复员后北大外文系有好几位教授所开的课恰好是我想选修或旁听的；待本科毕业后，我还要考清华攻读研究生课程。同学向先生转述了我的打算后，回来告诉我：先生满意地说：“那好，那好。”
本文为《闻一多诗经讲义》序言，有删节，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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